第一百五回（上）：武侯预伏锦囊计

正史上从未明确魏延存有反意之说。脑后反骨，当然是小说家的演义。

诸葛亮死后，魏延烧绝栈道，引兵拦路，是由于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引发起来的一场内乱而已。通常都是这样的，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因为杨仪有深恨魏延的诸葛亮的密嘱在手，加之蒋琬、费祎这班文官们的支持，害怕魏延成事，必左右国家，必霸凌政府。以及马岱、姜维等绝非魏延对手的武将们对于魏延的排斥，遂取得了胜利，于是很自然地将魏延定为万古不齿的叛乱分子。若是魏延成功了，那么绑在耻辱柱上的，将是杨仪无疑。

而诸葛亮信任并授以锦囊计的杨仪，倒确是有过投魏的打算。《三国志》载他而后说过的一段话：“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他因这句话，被费祎密报了，削职为民。魏延和杨仪两败俱伤，而蒋琬、费祎，这班才质平平的人，得以安安稳稳地当官。在中国政权机构中，这种庸人集团常占统治地位，虽正经本领不大，但搞动作，除劲敌，确保自身安全，却是蛮在行的。而他们之所以能存在，并维持国家机器运作，就因为最高统治者，也是凡庸之辈的缘故。诸葛亮从来不用恃才傲物之人，而喜用平庸听话之辈，所以魏延在孔明眼里，从来被视作陌路之人。

如果认为魏延真怀反心的话，完全可以仿效夏侯霸举军投降，这正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而这对他并非难事，襄阳他倒戈过，长沙他献城过，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正如《三国志》称：“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说实在的，如非诸葛亮的特别反对，论军功，论武艺，论他曾与赵、马、黄齐名过的身份，论他曾被刘备重用为汉中太守的地位，是理所当然地接替诸葛亮领导北伐的人选。“古来材大难为用”，或许是其终身未能被诸葛亮诚心容纳的原因吧？

诸葛亮实在太忌畏他了，六出祁山的失败，更证明了魏延的出子午谷径取两京的战略计划之否定，不作任何考虑，便胎死腹中，是没有道理的。诸葛亮怕自己死后，魏延旧话重提，更怕他万一成功，这是他最害怕的，所以才采取这些措施。

魏延之乱，纯系诸葛亮所致。本来，嫉妒，人性之常，圣贤难免，有一点点，不太损及他人，也许无伤大雅。人类社会，竞争发展，若是连一点点嫉妒之心也没有，还会有长进吗？不过，嫉妒多了，多得可怕，那肯定很恐怖。《三国演义》这部民间文学的杰作，神化关云长，圣化诸葛亮，达到了极致。我们要是平视过去，既非神，也非圣，把他们看成人，也就觉得这一切，其实都是人性之常。不过，诸葛亮如此算计魏延，确实有些过分。

《三国志》记载的原话是：“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因与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祎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祎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

六出祁山却未得寸土的诸葛亮在五丈原疲愧交加，病势沉重。然而在其撒手人寰之际，却给长史杨仪、将军魏延留下了一道极具歧义的政治遗嘱。这道遗嘱在杨仪看来，是要自己与费祎、姜维总领三军，退还汉中；在魏延看来，则又认为诸葛亮这是默许自己拥兵自重，可以继续独立北伐。一句“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军令，遂使本就素有嫌隙的杨、魏二人矛盾激化，终至大打出手。最后，魏延被蜀汉文官集团蔑以“谋反”，为马岱所杀，而杨仪也在不久后被罢官夺爵，愤懑自尽。

诸葛亮死后的这场内乱，自毁长城，更加剧了蜀汉的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