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经常写些豆腐块的文字，所以，时不时地收到报刊的约稿信。我自己还曾经当过几天编辑，自然也少不了要向别人约稿。慢慢琢磨出来，约稿还真是一门学问。尤其约稿信，最好亲笔书写，使被约者有一种情不可却的心理负担，容易奏效些。若是那种毫无个性色彩，打印或复印的约稿信，只是在起首处填上约稿人的名姓，漫天撒网地洒出去，组稿效果往往不能如愿，从广种薄收的角度考量，当然也是个办法，但被约者通常不会太当回事，拆开看过，也就放在一边不再理会。

但最近收到一封约稿信，虽是打印件，不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颇有些感触。这是新派到《文艺报》工作的金坚范先生的署名信，他先说自己是“组织上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退而求其次，要我来滥竽充数”。然后，又表明：“接掌此职的我更是诚惶诚恐，惟恐有负组织和各位的重望。虽然我在文学界‘打工’多年，但自知对文学、艺术及文艺理论涉猎粗浅，主持《文艺报》工作实有‘让鸭子下鸡蛋’之累。”最后，他说：“组织重托，身不由己，已履薄冰，勉力为之。万望文坛各位师长好友，佛眼相看，‘扶危济困’，挥毫相助。上任伊始，便要麻烦各位，敬请见谅，并预致谢忱。”

于是，不禁想起建安七子中的陈琳，写给吴国张纮的信，不知道金先生是否受到这位古人的启发？陈琳说：“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受此过差之誉，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

陈琳的这封信，是他的两篇作品《武库赋》和《应机赋》流传到江南以后，受到张绒赞赏褒美，而作出的回答。他很冷静地剖析，第一，是在一种隔绝的环境里获得的成功；第二，是在缺乏竞争者的情况下，才侥幸为一时之雄伯；第三，由此而邀获赏誉，其实是名不副实；第四，尤其“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这一句，最令人感动。一个文人，看到并且不讳言自己的不足，能把自己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不沾沾自喜，不自我炒作，不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真是值得我们后人师法的。

在建安文坛上，陈琳是排名仅次于三曹的佼佼者。如今提到魏晋南北朝文学，他的名篇《饮马长城窟》，还是那时期的顶尖代表作。他早年在袁绍幕下，曾经起草过声讨曹操的檄文，才思敏捷，文笔犀利，那一顿痛批狠揭，比“四人帮”的御用笔杆，不知高明多少倍。据说让曹操看后，竟吓出了一身冷汗，以致偏头痛不药而愈。所以，他绝不是那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主，即使领衔文坛，还能如此直视自己，对自己的成就有足够清醒的评价，真是令后人敬仰。这封具有自审意识的信，至今读来，犹能感到古人实事求是的胸襟和不慕虚名的识见。

所以，看到金先生这封二百来字、简明扼要、直白道来、实话实说的约稿信，我颇有触动。这种敢于剖露自己不足的勇气，让我佩服；因为，我就做不到，或很难做到。老实讲，文人相轻，轻别人是小菜一碟，轻自己，总是千推百赖，要找出许多说辞，为自己辩解的。遍观当下如金先生者，在文学界的或这个部门，或那个岗位上负点责的人，未必都是百分之百的胜任愉快者，但能够有勇气对自己使用“滥竽充数”一词者，我还尚未见识过一位。而能够坦承“对文学、文艺及文艺理论涉猎粗浅”，有如此自知之明而诚惶诚恐感者，就更为罕见。相反，有些个别同志，不但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好得不得了，令人匪夷所思者，也是有的。

其实，别界的深深浅浅，不好乱说长短，但我等身处其中的这一界，某些由于位置的原因而抖起来的人物，大家心里谁不清楚早先不过是半瓶醋，或者连半瓶都不半瓶的老底？但一在位上，立刻显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样子，在那儿指手画脚，就不免可笑。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斯大林说过的“职务并不使人增加智慧”的这句名言，还是挺有道理的。

所以，为文也好，为人也好，当然要有充分的自信，无自信则不立；但更需要有一分知道自己不足的自审意识，无自审则虚妄。孔夫子曰：“知耻近乎勇。”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那才是真有力量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