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赤壁大战中，曹操吃了黄盖假投降的亏，虽然史实并非如此。

但曹操确实用了不少从对方阵营过来的人，一生受益不尽，这是他事业成功的一条很重要的用人之道。在他麾下，谋士如贾诩、袁涣、田畴、王修，将领如张辽、张郃、臧霸、文聘，都是被他降服过来的文臣武将，在曹操建功立业、南征北战中，他们曾为他立下多少汗马功劳啊！

曹操不但敢于招降纳叛，不但敢于起用成分不好、品质不纯的人，不但用之、信之、提拔之，而且，他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依据，曾经形成过法令，公开发布全国。

这充分说明他的用人气魄。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道：“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已经表现出他的独特见解，不同于所谓的“德才资”、“德是第一位的”，或什么门第、出身、成分、阶级路线，以及什么立场、态度之类条条框框。他就认准一条，“惟才是举”。

到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干部路线”。“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毋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人才济济，这是他在三分天下的局势中，始终兴旺不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凡一个朝代，用人疑人，诸多防范，举措不定，百般禁忌，如明代末期辄废大臣，换来换去，那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同样，以佞己为德之德而量人用材，在一个国家，必为凡庸无为之君；在一个单位里，定是碌碌低能之辈。于是，巧言令色、阿谀奉承之徒，便被他们一脸正经地护之曰立场坚定云云。这些用人之人，非但不敢比之曹操，也不敢比之刘备，甚至不能和刘备的儿子阿斗比；他虽然也近小人、远君子，但至少没有把诸葛亮干掉，这就显得他比某些领导人水平高了。

黄盖诈降，阚泽献书，乃至庞统授计，当然是不足凭信的演义。中国人是颇为绝对化的，好则好到无可再好，坏则坏到一无是处。赤壁败绩的曹操，和官渡大捷的曹操，在作家笔下，写得判若两人，性格背离，以致像小儿一样地轻易被人愚弄。这就是史和小说的区别。即或如此，无论历史上的、还是小说中的曹操，确是一个非凡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