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以诗人风头最劲，从《诗经》、《离骚》开始，然后汉赋，然后魏晋南北朝的诗歌，然后唐诗，然后宋词，然后一直到清朝的纳兰性德，民国的徐志摩，全是诗人的天下，文学史几乎等于是一部变相的诗歌史。连破六朝骈丽绮靡风气，形成一代文宗的唐宋八大家，头上戴的，也大都是诗人的桂冠。所以，文学史这桌宴席，诗人先请；散文家次之；戏剧家更次之；小说家，引车卖浆之流，“盖出于稗官，街头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对不起，请自动往后排排。

不管怎么样讲，这些人还能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像评注家（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独特门类）金圣叹先生、张竹坡先生、毛宗岗父子，也被宽容的文学史家纳入史册。但同样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的“选家”或“文选家”，至今挤不进文学史，连敬叨末座的资格也没有，是很令人扼腕叹息的。

编选，是中国文学出版业中一项历史久远的传统。最古老的《诗经》、《昭明文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须赘言的了。晚近的《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等普及读物，所产生的影响，对中国读书识字的人来讲，也是不可低估的。这些选家，以各自的眼力，和欣赏品味，从浩繁的卷帙中，芟繁剪芜，萃取出一本本可为别人省却许多时力的书来，也许还存在着遗珠之憾和不足之处，但这种寻章摘句的工作，是煞费心血的。

至今无人统计，二三百年来的中国图书市场上最畅销的，最广为人知的书籍，都是哪几本？但我想，一本《古文观止》，一本《唐诗三百首》，大概可以排名榜上，列在前十位中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五十年前的莘莘学子，从入塾启蒙开始，谁会不记得《古文观止》的首篇《郑伯克段于鄢》呢？假如一时想不起来，那也绝不会忘了《唐诗三百首》的第一首诗《春眠不觉晓》的。可是要问一下，这两本几乎家传户诵的书，是哪位先生编选的？能答准《古文观止》是吴楚材、吴调侯编定，《唐诗三百首》是蘅塘退士孙洙辑成者，肯定不多。

一开始，选家是坐冷板凳的角色。虽然，孔老夫子在编妥《诗经》后，在看大样时感慨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但在版权页上并没有注明是他老人家的劳动成果。大概惟一的例外，就是编了一本文选的昭明太子了。不过，如果他不是殿下的话，文以人名，恐怕也是寥无声息的。

选家，实际是鉴赏家，不是创作家，所以不进文学史，好像也是理所应当。可话说回来，虽然他不创造作品，但他的“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创作。这种创作就体现在对作品的重新认识和对作家的整体评价上，从而给作品的阅读者注入新的欣赏活力。这样，不但使作品推而广之，被更多的人接受，还能使作品的价值真正体现出来，产生更大的回响和市场效果。因此，文学史不列入“选家”，认为狗肉不上桌，是不尽公允的。

打个不甚恰当的比喻，选家好比那些在商品流通领域里，懂得什么是适销对路的，什么是呆滞压架的行家里手一样。他的高明之处，就是识货。知道何为佳作，何为庸品，何为假冒伪劣产品？凡作家，能够准确认识自己者，极少。都患有儿子是自己的好的那种偏爱症。因此，评论家、评点家能使其清醒外，选家之选，也是一种无言的甄别、沉默的评断和不必讲明理由的褒贬。方家并不认为《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选得多么完善，但大体上是一个可以了解古文和唐诗的选本，否则，不可能拥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我们在随后的年代里，看到许多类似的古文和唐诗的新选本，都远逊这两部著作的影响，说明同是选家，也是有高低上下，贤愚明昧之别的。

选家站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比作者要超脱些，比读者要投入些，所以他的“选”，能为写作的人，提供一个客观的不无参考作用的衡量尺度，同时也给读书的人，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挑选出以这个衡量尺度为基准的篇什，免得在汗牛充栋的书山文海里徒劳跋涉，岂不是善莫大焉？

也许由于我也当过一阵“选家”的缘故，深知选好、选准、选全、选精之不易，我也生发出“写小说难，选小说更难”的感慨。一九八九年后，刊物无疾而终，我重操旧业去做小说，才体会到如释重负的轻松。因为，吴楚材、吴调侯也好，蘅塘退士也好，他们在选文选诗的时候，不会因为李白或杜甫打电话来责问，为什么选他的那首，偏不选鄙人的这首，而左右为难？也不会因为司马迁或唐宋八大家中哪一位，敲响门铃，表示某种程度的亲热，而颇费踌躇于选不选与怎么选？选同时代的作家的作品，要比之选古人已成定论的作品，尤其难些。除了鉴赏力外，在今天，对各类文本的选家来说，更需要一份公正之心。否则，那选本便是一个私人俱乐部，老友沙龙，哥儿们姐儿们的联谊会，以及索性是赤裸裸的名利交易所，难道不曾有过这样的例证吗？

所以，文学史不把选家当回事，也是有某种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