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总是那么行色匆匆，来了，你又忙着赶回宁夏，那块黄土似乎有什么特别勾住你魂魄的地方。然后，不知什么时候，你又出现在北京。忽而，又到福建，忽而，又到贵州，忽而，哗！又在上海抛出一部长篇小说。你真行，你也真能像行脚僧那样不知疲倦地走路。当然，这也包括你在文学世界上大步流星的奔忙。

记得有位先贤说过，“人，一生的大半，是在路上。”

其实，我们谁又不是永远在匆匆赶路呢？而且不知何处是尽头地走着。最不愉快的，走着走着，等到了那个目的地，结果发现并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说不定，还是我们极不愿意去的地方呢，那又有什么办法？

生活如此，文学又何尝不如此？

虽然，鲁迅先生说过，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但绝大多数的人，也还是走着别人早就走出来的路，或者是别人为他规定好了的路。这也不稀奇，第一，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勇气在莽野之中，披荆斩棘，开拓一条新路的；第二，而且还有人很不大愿意看到别人走出一条新路来，或者索性厉声喝斥，阻止旁人去作这样的尝试。

我最可乐的，就是所谓的“文坛”上，有些不写东西被称作“作家”的人，有些没有文章被称作“评论家”的人，总爱把脑袋抻得好长好长，眼睛瞪得老大老大，扮演一个戴红胳膊箍的角色，在那儿“自作多情”地“指导”着芸芸众生。其实，从地安门到天安门去，从东单绕行可以，从西单绕行也可以，不一定非得从故宫穿行的，是不是？

后来，我想想这帮人的行止，也就不奇怪了。很像打麻将一样，四个人坐在八仙桌旁，会打也罢，不会打也罢，打得好也罢，打得不好也罢，不伸手摸牌，吃牌，再打出一张去，行吗？这些人被当作“作家”、“评论家”，坐到这张桌子旁边，不说吧，怕你瞧不起，说吧，肚子里又没货色，唯有拿个小红旗，在马路上吆喝，维持秩序，最省事了。既显得权威，又不用费脑筋，还能上电视，多好？

这世界，本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否则，怎么有热闹好看呢？

我相信，文学，是怎么也教不会的，作家，也决不是靠“指导”（特别是这些空头文学家们的“指导”）能成功的。这就是我对你在《文学自由谈》上那篇文章感兴趣的缘由。

终于收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

你的信中，提到了“悟性”二字，极是。

也是你在那篇《追求智慧》一文中阐明的主旨，对不？一个人能写出一篇好的作品，取决于个人的悟性。这恐怕也是那些戴红胳膊箍的一伙人，永远懂不了的。他们比较习惯于双抢三秋之类的做法，以为开个动员会，派个工作队，一批作品就可收割了，那自然是笑话。

也许我是杞人忧天吧？你信中说的这个“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中去”的观点，很可能不知惹得哪位教授又该举起警棍呢？那也只好由他去了。

文学这东西，和地里种庄稼绝不是一回事。《景德传灯录》卷21，有人问道希法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他回答说：“汝从什么处来？”这一句反问，等于告诉说，别从祖师那儿寻找，别从他人身上寻找，应该返本归源，认识自己。紧接着，又有人问：“如何是正真道？”道希法师只说了四个字：“骑驴觅驴。”这条成语，正是描画了那些不明白真正的道，就在自己身上，佛圣就是自己，反过来捧着金饭碗去四处讨饭者的形象。

所以我相信，那些闪烁着智慧之光的不朽之作，是大师们从心灵中自然流出来的（请注意“自然”二字）。这些智慧，也是人类全部历史经验创造的总汇，作为一种基因，存储在这位大师脑海中的那一刻辉煌的升华。这话透得玄，但也必是如此。不知这是不是与你的想法，有些什么相似？

但把话说回来，造物者是公平的，他也并不是特别恩宠那些大师。我们称之谓“天赋”的那个无法捉摸的“东西（姑且这样粗俗地看成是个东西）”，给了大师的同时，也给了其它的人。不过，大师从自己的内心中追求到了这份智慧罢了。于是，有一个词，叫做“先知先觉”，大概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否则，为什么各个教派不约而同地把创始人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尊作“先知”呢？

这就是你说的“大智慧者”了，这样的人极少。接下来便是你说的“次一等的智者”，这样的人也不多。再接下来，就该是“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所谓芸芸众生了。

既是芸芸众生，便花样百出了。林子大，什么鸟儿没有呢？“作家”也是各式各样。最好笑的，是那些愣充大瓣蒜，卖狗皮膏药的，硬要做出有知有觉的样子，在那儿“荷戟独彷徨”地跳踉，煞有介事。然而很抱歉，捉襟见肘，怎么也掩饰不住那一文不名的文丐丑相。

试想，利欲熏心，满嘴酒臭，沽名钓誉，一脸横肉，连做梦也惦着熬个副部级、部级，甭说休想找到一丝丝哪怕是最起码的智慧，就连狗屁不通的文章，也写不出来的。

不过，这也好，省眼睛！

你在那篇《追求智慧》中，说到：“20世纪以来，文学逐渐从灿烂的18、19世纪滑坡，几乎跌进低谷。”你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自身的‘作家意识’太强。他被固定住了，即使像鲜花一样艳丽也没有火焰的力量。”

我想，除去这个“作家意识”的主观原因之外，是不是也存在着客观原因？我认为，巨人，是属于一个特定时代的产儿，过了启蒙期，便再无巨人。为什么漫长的中世纪的黑暗和愚昧过去，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但丁、薄伽丘、莎士比亚、拉伯雷、塞万提斯……这些巨人几乎是联袂出现？为什么沙皇俄国在专制的农奴制度开始崩溃的前夕，构成俄罗斯文学璀璨局面的果戈里、别林斯基、赫尔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几乎不差先后地给世界文学带来震惊呢？同样，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冲决出那万古不变的封建冰层，涌现出的像鲁迅、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这样一批巨人，也似乎正是为了适应那个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启蒙运动，才出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

从中国历史上看，唯其一个较长时期的在文化思想上的禁锢箝制，才会存在渴求启蒙，等待启蒙者，需要促进整个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总趋势。秦的焚书坑儒，然后才有汉代的文化繁荣，便是一个例证。如果想一想10年文革，也就不奇怪新时期文学一下子那么热闹了。虽然不免有攀附之嫌，竟敢比美历史上的巨人，但这种因果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话题仍回到前面说到的路和走路这个题目上。

在黑夜的莽原上，在无路的地方走出来路，迎接黎明，那些拓荒者即是后人心目中的巨人。他们多是在这方生未死的启蒙期间，共同闪烁着灿烂夺目的，互相辉映的光芒。但是在有了路，有了许多条路以后，众多巨人同时涌现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当然也还会有个别惊世骇俗的人物出现，不过，怎么也是逊色了。

在欧洲各个博物馆里，圣母不知是多少画家笔下的主题，然而，拉斐尔的圣母像则是一座总也不可逾越的山峰，你信不？

在文学上，巨人不再，也就只好无可奈何，可跑出来指手划脚的侏儒，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不过，想到总的生态平衡，也就看得甚淡了。但路总得走下去，能“悟”则“悟”一点，不能“悟”，也不必强求，所谓“如风吹水，自然成纹”也。因此，我写我的，他说他的，若能用稿费换来一勺水，一瓢饭，与友人共食同饮，不也是一件赏心乐事么？

何况还有你的构杞，发菜，为餐桌生辉呢？

最近，我寄给上海《解放日报》一篇题名《弄堂英雄》的短文，发出后，我会寄你一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