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还没有一本书，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讲了这么多的权谋。而其中许多权谋，直到今天，还有其实用价值。当然，也没有一本书，像《三国演义》讲了这么多的谋士，曹操遗荀攸书曰：“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这句话，表明了他十分地看重智士。由于中国有史以来，开国之君，来自文化偏低的阶层者为多。或一介武夫，或起义农民，刘邦不过是个亭长，当了皇帝之后，还把儒生的帽子拿来作尿壶用的，这决不是他的潇洒，而是他的愚昧。所以，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能有曹操这样一个认识水平的，并不多。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拥有人才优势，而且给人才创造一个“各尽其能，各展所长”的良好环境，谁就会在竞争中占上风。三国时期，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当时，在许都，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就以文学来说，现在我们所讲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围。至于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谋士，则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官渡之战，是决定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因此，若袁绍之败败于谋士的话，那么，曹操的成事，应该说，很大程度获益于他的这些谋士。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也动摇过的，因为几无隔宿之粮，干脆不如撤兵算了。他给荀或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封信，信内建议：“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以弱战强，正如狡兔和鸷鹰搏斗，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住它的鹰向前奔走，愈到最后时刻，愈不能泄劲，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稍一迟疑，必成为鸷鹰的一顿美餐了。官渡大捷以后，他给皇帝上表，给荀或请功。这一点，倒说明曹操是“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的英明领导，不像有些当官的，有了成绩，连忙贪为己有；有了过错，赶紧推给部属。这种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经常可以碰到的。曹操在这份《请增封荀或表》中，说得相当实事求是。“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或，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他还设想，“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所以，曹操承认荀或的谋略，“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即使在今天，能找到这样敢于襟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不多的。要是那些坐在主席台上，一握住麦克风，必哇啦哇啦发一通不切实际的指示，讲一些不咸不淡的话的先生们，有曹操这点自知之明，倒是台下听众的福气了。另一位年青的谋士郭嘉，也是为曹操立了大功的。在击败袁绍，击败袁谭，袁尚、袁熙西遁乌桓蹋顿以后，力主乘胜追击，为统一北方作出了杰出贡献。所谓“智士劳心”，就是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动乱不定、变化不已的局面，作出攻守得当、进退适宜的决策。而且应该能够高瞻远瞩，在看到今天的同时，看到明天和后天，来作出与现在相衔接而又与未来相吻配的正确决断。因此，不光要注意眼前的生存危险，也要重视今后会出现的潜在威胁。总是唱形势大好，而且还执拗地认为“就是好，就是好”，其实，危机倒离得并不太远了。所以在已经取得如此辉煌的讨袁胜利之后，认为挥师南下，图刘表荆襄之地，不失为佳计良策。因为袁绍败后，唯刘表是一支可以抗衡的力量。若远征乌桓，许都空虚，倒有可能受到刘表、刘备袭击之虞。这种忧虑，也是不无道理的。然而郭嘉却敢于悖众出言，建议大军西征乌桓，置刘表于不顾，这种出人意外的谋略，也难怪只有曹操才能赏识。他说：“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因为不扫除边庭、消灭隐患的话，就不能巩固北方，确保中原，当然更不用说实现越江而下，囊括江东、荆襄巴蜀的宏图了。然而，对于刘表会不会派刘备乘虚而入的可能，郭嘉和大家看法不一，他说：“刘表，坐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他是掌握了刘表的弱点和刘备刘表之间的矛盾，作出这样的判断，这就叫胆略了。郭嘉敢提出来，曹操敢于拍板，所以，主择臣，臣亦择主，智士能用，在于用智士者。郭嘉病逝西征途中，曹操的悲痛感情，发出天下相知者少的感慨，是真实的。对于远期的潜在威胁，郭嘉能有超前识见，预作防范，恐怕是一般谋士所不及的。俗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鼠目寸光者、急功近利者、挖肉补疮者、寅吃卯粮者，又何其众也？所以，对于小农经济思想所带来的短期行为，不足为奇。农民，在春天只能看到秋天，来年怎么回事，全是未卜之数。那许多失误的产生，还不是很自然吗？三国时期，像这样有远谋高见的智士，并非只是曹操帐下的荀或和郭嘉两位，甚至在袁绍军中，也曾经囊括了大部分河北名士，但他恰恰败在了不会用谋士上，所有的好主意，都被他优柔寡断、疑而不决的性格毁掉了。而他的谋士们，又陷于内哄和互斗的派系漩涡中不能自拔，这样一支离心离德的军队，怎能不败在曹操手里。所以，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能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而且给人才提供发挥才能的条件和环境，而且尊重人才，使人才的智慧成果得到应有报偿的曹操式的决策者。所以，韩愈悲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毛泽东同志讲：“路线确定以后，干部便是决定因素。”也就是这个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