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吃了黄盖假投降的亏，上了一当，虽然史实并非完全如此。但小说家这样写，确实也符合曹操的性格，因为他的用人政策，是绝对不怕使用投降于他的将领来受他驱使的。从他在山东，把黄巾余部改编成他的青州军起，就尝到了化敌为友的甜头。那些曾经和他厮杀过、较量过的对手，都能容纳在他的麾下予以重任。看他“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地殷勤款待关羽，便可知道他是不咎既往的。甚至关羽最后不辞而别，他还放他一马。这种用人之道，是他事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终生受益不尽。虽然他也没有少杀有才干的人物，但在他手下，谋士如贾诩、袁涣、田畴、王修，将领如张辽、张郃、臧霸、文聘，都是被他降服过来的对方阵营里的文臣武将。这些人在曹操建功立业、南征北战数十年中，为他立下多少汗马功劳啊！他的人才政策，在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中，就明确地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已经表示出他的对于“德才资”选人标准的独特见解，更不在乎什么门第、出身、成份、路线、以及什么立场、态度之类条条框框，他就认准一条：“唯才是举”。到建安二十二年，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干部路线。正因为他的人才优势，在三分天下的局势中，始终保持兴旺不衰的主力地位。当时，在许都，人文汇萃，风雅集聚，建安文学的主力几乎全在曹氏父子周围，而蜀和吴，堪与匹敌的文化人，简直挑不出几个。尽管祢衡、孔融、杨修死在他的手中，但王粲、刘桢、徐干，包括那个痛骂曹操祖宗三代的陈琳，和曹操用金璧赎回的蔡琰，都在邺下，“俊才云蒸”，形成一代文风。对于文化人尚且如此招揽，那么政治、军事方面则更是众士归心了。凡一个朝代衰微之日，便用人疑人、诸多防范、举措不定、百般禁忌了。如明代末期那样，辄废大臣，朝令夕改，狐疑猜测，文武不安，那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同样，在干部路线上，一旦以佞己阿附为德而量人，以伪饰曲从为能而用材，在一个国家，必为猥庸无为之君；在一个单位，定是碌碌低能之辈。于是，巧言令色、阿谀奉承之徒，便得其所哉，哪怕缺德少才，尸位素餐，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些以我划线的主子，总是会一脸正经地护之曰立场坚定、态度分明的。早在建安十四年，丞相掾和洽，他的私人秘书向他反映：“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致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公寺。”他认为，“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曹操立刻称善，由此可见他虽然唯才是举，但对这些装孙子、把自己裹藏起来的祸心叵测之辈，也是不感兴趣的。所以，那些喜用小人之人，非但不敢比之曹操的豁达豪放、胆识过人，也不敢比之刘备谦恭逊和、从善如流；甚至不能和刘备的儿子阿斗比，刘禅虽然也近小人、远君子，但至少没有想方设法把诸葛亮干掉，这就显得他比某些国君的水平高的地方了。虽然黄盖诈降，赤壁败绩，但曹操求贤若渴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擢用，甚至在战败袁绍后“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他“命尽焚之，更不再问”，有这等气魄的大政治家，无论历史上的，还是小说中的曹操，确是一个非凡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