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一部讲谋略的书，这部书中最上乘的谋略家，自是诸葛亮无疑了。他的一生中，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主要对手，无非曹操和司马懿。而这两位，又是这部书中最会玩弄权术的大师。司马懿在这方面的水平，在三国中恐怕是仅次于曹操的一位。诸葛亮最后是不战而败在他的手下。崔浩《典论》里，很不客气地批评诸葛亮：“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鄙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这是离诸葛亮时代不太久的人士的不敬之言。因为那时还没有蜀汉正统一说，诸葛亮、关羽也还没有被神圣化起来，所以，言谈间少有顾忌。其实，孔明先生所以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司马懿这个强有力的对手。如果不是这个对手，他不是不能打开一点局面的。但司马懿不但有谋有略，而且在政治斗争中是个精通权术的大家。否则，司马氏不可能在曹魏三代君王的统治下，在那些重臣雄将的虎视耽耽下，最后结束三国，实现一统的局面。曹操是并不信任司马懿的，甚至预言过他是一个对曹魏有威胁的人物。但他察时知世、审势慎行、进退有度、应对机变，获得曹丕的信任，也改变了曹操对他的看法。所以，曹操临终时，他和曹洪、陈群、贾诩在场受命，当时他排位最末。等到曹丕临终时，他和曹真、陈群、曹休在场，这时位排第三。曹睿临终时，他和曹爽、刘放、孙资在场，他已位排首位。在中国这种最具危险性的继承接班的政治游戏中，他能历仕三朝，而且身居高位，始终处于权力的顶巅，能在政治风波中化险为夷，应该说，他是三国末期最出色的政治家。特别是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见解，在军事上的指挥若定，在皇室国戚、元勋大老间的周旋应付，在权术斗争中的高超表演，以及他始终掌握兵权，踞守重镇，而且有诛孟达、杀公孙渊、与诸葛亮交手的卓著战功，加上他对于敌人的斩草除根式的狠毒，所以，他虽身受曹魏三朝顾命，但也在他手里实际篡夺了曹魏政权。不过，在他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恐怕就是诸葛亮了。公元234年，是司马懿最后一次和诸葛亮交手，他不再诉诸武力了，他知道诸葛亮活不多久了，所以宁受孔明巾帼妇人素衣之辱，佯笑受之，也不应战，可知斯人之城府。他假装要打，又弄出一个辛毗奉帝命，不让他打。“亮曰：‘彼本无战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诸葛亮知道这是假招子，都是司马懿的权术。“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作为敌手，军事上的较量，或许不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作战的结果，无非胜负之别。而他如此关切诸葛亮的个人状况，只字不谈战事，第一问他的寝食，第二问他的公务繁简，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则是尤其令人生畏的。孔明所以叹曰：“彼深知我也！”这个“知”，既有棋逢对手的“知己”、“知心”的“知”，也有对其生死大限，一目了然的“知”在内。司马懿不惮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他最盼望的对方主帅身亡的结局。诸葛亮一死，则兵败，而兵败，则蜀亡。虽然，谁也逃脱不了死神的魔掌，但诸葛亮却在加速自己的这个死亡进程，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司马懿说过：“亮志大则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变），虽提兵百万，已堕我画中，破之必矣！”他在军事上并不忌畏至此已呈衰势的诸葛亮，加之对手可以不战而亡，当然要踌躇满志地说这番话了。当使者回蜀营后，向诸葛亮汇报此行情况时，提到司马懿讲过的话，“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他不能不感慨系之了。因为在一双盼着你死可你又没法不死的眼睛下，在倒数计时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那种内心悲痛，是不言而喻的。诸葛亮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偏要这样劳累下去的根本原因，就是他说出来的“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的这句话。正是这种对人的极端不信任，才导致他操劳过度，心力交瘁，最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杨主簿以治家之道来戒劝诸葛亮的话，应该是所有那些事无巨细、全部包揽的领导者要当作座右铭的。有的人一辈没当过官，好容易捞到一个乌纱帽，便什么都不肯撒手，这就是俗话说的不会当官的官了，只宜当总务科长，诸葛亮难道真如他的敌人骂他的那样南阳一鄙野村夫吗？怎么会毫无识见到如此地步？罚二十必亲自在场，也太过份了。而他又是个惩罚主义者，岂不是一天到晚光监刑都来不及吗？那些事必躬亲的领导者，未必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对于诸葛亮的过高评价，有识之士的看法，从来是和《三国演义》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见的。若从实践来看，从他的决策，到他的治绩，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对于魏延的嫉妒情结，都不是无可非议的。这位在人格上令人仰慕的军师，对于他治理的蜀国，无论他怎样鞠躬尽瘁，他的死，也就注定蜀国只有土崩瓦解一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