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书包，我听到一个破烂的声音从窗口钻进来。那是韦军在叫。正处于变声期的韦军，像一只刚刚学习打鸣的公鸡引吭高歌，声音尖利单薄，听起来十分吓人。我伸头往楼下看了一眼，韦军的脸憋红了脖子撑粗了。他的周围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人。他们高矮不一，年龄不等，以韦军为圆心站在操场上。韦军对着住宿楼叫喊迟到者的名字，包括我的名字。他叫到谁的名字，操场上的目光就齐刷刷地盯着谁家的窗口。直到窗口里飞出一声“来了”，他们的目光又才往下一个窗口移动。通常都是这样，只要一听到韦军歇斯底里的叫喊，我就知道暑假开始了。

我来不及喝上一口水，就朝着楼下飞跑，生怕自己会成为最后一名。当我跑到操场上时，所有的人都捏紧拳头看我。他们的掌心一定出了不少的汗。我用手指点着操场上的人头数了一遍，一股凉意顿时从脚后跟蹿上脊梁骨。操场上现在一共站着二十一名学生，其中初、高中生十二名，小学生九名，我差一点儿就成为倒数第一了。我为自己能排在倒数第二而暗自庆幸，目光偷偷搜索那个今天倒霉的家伙。那个家伙就要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了，他的脚步声正从一单元的三楼一步一步地响下来。我们看见出现在楼梯口的，是初中二年级学生公答腊。他的肩上架着一挑空空荡荡的泥箕，西偏的太阳照着他的额头。他对着操场眯了一会儿眼睛，身后多出一个人头，多出一挑同样的泥箕。那个多出来的人，是公答腊的母亲刘彩文。韦军挥手示意公答腊过来。公答腊看看身后摇摇头，说我妈要我跟她去挑煤球。

公答腊在前，他的母亲在后。他们背过身子挑着空荡荡的泥箕朝院门方向走去。一只黑白相间的足球从韦军的脚下飞起来，划过操场落到公答腊的脸上。我们看见他双手一撒，泥箕从他的肩头掉下来，身体歪了一下。他捂着脸怒视操场上的人群。韦军说你难道把规矩给忘了吗？公答腊扬手扇了自己一巴掌，清脆的掌声传遍操场，到处都是笑声。

自己给自己一巴掌，是韦军对最后一名迟到者的惩罚。公答腊打完巴掌后，捡起空担子放到肩头跟着她的母亲继续前行。他以为打过一巴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步子迈得很大，右手甩得很高，总之是走得很有些姿态，仿佛刚才的那一巴掌不是打到自己的脸上。韦军被公答腊的这种姿态激怒了，他冲到公答腊的面前，夺下公答腊肩上的扁担，拦住公答腊的去路。公答腊说你要干什么？韦军说我要你跟我们踢足球。已经走在前面的公答腊的母亲，脱掉扁担两头的泥箕，举起光溜溜的扁担，返身对着韦军的后背打下去，嘴里喊道：真是岂有此理！我的儿子怎么要你来管？

我想这一扁担下去，韦军至少会落个残疾。但是韦军就像身后长了眼睛，他一闪，用手里的扁担架住了刘彩文打下来的扁担。他们开始对打起来，从路上打到球场上，扁担上下飞舞，乒乒乓乓的声音响彻云霄。尽管双方的扁担都来势凶猛，但是却总打不到对方的身上。刘彩文的武功，我们早有所闻，因为她是女警察。让我们想不到的是，韦军竟然也会武功。我们看见韦军最后把扁担高高地举起来，劈断了刘彩文的扁担。这一刻，操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们对韦军的崇拜又上了一个档次。

韦军把手里的扁担递给刘彩文。刘彩文接过扁担，撩起路上的泥箕，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去挑煤球。公答腊留下来做我们这一方的守门员。操场不大，是平时打篮球的地方，水泥地板这一刻就像着了火。我已经闻到了橡胶的气味。我们的鞋底都快被水泥地板烤熟了。就在球赛即将结束的时刻，对方右前锋杨九弟把球踢出操场。这个球高高地飞起来，差不多飞到了天上。球一边飞一边转动，像一道缓慢的彩色的光线，一头撞到邓家的玻璃窗上。嘭的一声，玻璃向四周飞溅，足球从窗口钻了进去。我们被这个如此有力量的球震住了，都睁大眼睛回头看着杨九弟。杨九弟踢球的右脚还悬在空中，一直到我们回头看他的时候，他才把脚放下来。现在我已经看不到球了，但是我感到球还在空中飞扬，一次一次的，像回放的电影镜头。它把我们带到邓家的窗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最先扑到邓家窗口的是公答腊。他趴到窗口上往房间里望了一会儿，突然发出一声惊叫，身子像触电一样从窗台弹回来。我们看见他苍白的脸色，发紫的嘴唇，哆嗦的身体，正在变软的双腿和坐在地上的大屁股。韦军走过去，对着他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吼道球呢？为什么不把球拿出来？公答腊指着窗口，手和嘴唇同时哆嗦。韦军沿着公答腊哆嗦的路线，走近邓家的窗口。他对着里面看了一会儿，然后背对着我们招手。他的手一招，我们全都动了起来，二十多个人往邓家的窗口挤。我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都看不起公答腊哆嗦的表现，每一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都对着他的大屁股踹上一脚，像是踢足球。踹过公答腊的屁股，我们的脚趾尖无比兴奋，争先恐后地挤到韦军的身后。但是窗口只有那么一点，它只能容纳一张脸往里面窥视。韦军还没有把他的脸蛋从窗口边移开，所以后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我趴到韦军的身上，又有人趴到我的身上。我感到身后的压力越来越大。我想这种压力不可能不传递到韦军的身上。

终于这种压力在韦军的身上产生了反应。他往后一躬腰，我们前面的几个人被推了出来。后面的人一拥而上，韦军张开手臂挡住一拥而上的人流，嘴里不停地喊道排队。于是我们在邓家的窗前排起了一列长队。韦军站在窗口边，手里捏着一只表。他规定每人只许往里面看两分钟。前面的人在看了两分钟之后，一个一个地走开了，他们表情严肃都不说话。终于轮到我了，我还不知道将在里面看到什么。我把脸凑到窗口上，看见床上蜷缩着一团肉，肉色光亮透明，连皮肤下面的血管都清晰可辨。这是什么呀？我揉揉眼睛，才发现这是一个人。他穿着一条蓝色的裤衩，像一只狗那样蜷缩着，下巴搁在他的大腿上，眼睛紧闭，呼吸均匀，好像正在做梦。

我对他哎了一声。他睁开眼睛，惊恐地望着窗外，身体徐徐伸长，愈伸愈长，长得像一根棍子，然后打了一个哈欠，重新蜷缩成一团。我说我叫朴杰，你叫什么名字？你能把足球递给我吗？他爬下床，把地板上的足球举起来，说我叫邓加。我接过足球，乘机摸了一下他的手。他的手绵软光滑，是那种让你一摸就会终身难忘的手。他的手对我的手也产生了恋情。我让他反复抚摸了一阵，然后把手缩回来。这一下他的手跟着我的手从窗口里伸了出来，后面的人群不仅能够看他两分钟，还能够跟他握握手。许多学生在握着他的手时，嘴里发出了尖叫。所有的人都握过邓加那只让人尖叫的手，只有公答腊仍然坐在地上，远远地看着不敢靠前。韦军叫我和杨九弟把公答腊架到窗口，强行把他的手放到邓加的手上。他的手刚一碰到邓加的手，立即就缩了回来，嘴里吓出一串哭声。尽管有的人曾经发出过惊叫，但是一听到公答腊哭，他们就觉得惊叫算不了什么，于是全都冲着公答腊笑。

把邓加苦心收藏了十四个春秋的邓文武，是公安局的刑侦队长。除了我们的父辈隐约知道邓家有一个奇怪的孩子之外，公安局大院的年轻人基本上不知道这个秘密。但是邓文武怎么也想不到，一只小小的足球竟然把他的伤痛大白于天下。晚上，他没有吃下一口饭，只喝了一杯酒。喝下这一杯五十三度的白酒，他便开始抬脚踹韦军家的大门。我们闻声而来，看见他的右手提着一支六四手枪。他用手枪指着韦军的脑袋，说我的子弹已经上膛，你只要动一动，我就扣动扳机。韦军举起双手，说我不动，我不动还不行吗？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邓文武拧起韦军的衣领，说你把我的窗口打破了。韦军说不是我打破的。邓文武说那是谁？韦军犹豫着。我想韦军一定会出卖杨九弟，因为杨九弟是局长的儿子，邓文武不敢对他怎么样。但是韦军一咬牙，说我不知道。邓文武说不知道就是你。你现在就去买一块玻璃来，帮我安上。韦军被邓文武推出家门，押到一楼邓家的窗前。韦军看着邓文武黑洞洞的枪口，向我们使了一个眼色。

我和公答腊立即朝着玻璃门市部飞奔，买回了一块又厚又重的玻璃，借助房间的灯光准备把它装上去。韦军双手抱头蹲在窗下，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邓文武的枪口突然往上抬了抬，对着我们吼：谁叫你们装的？他的这一声吼，差一点儿就把我手里的玻璃吓掉了。我的双腿颤抖不止。公答腊木然地站在那里，举着手里的锤子，像录像机里暂停时的人物一动不动。但是一线尿很快就从他的裤裆里滑出来。我不仅看到他的裤裆湿了，还闻到了他的尿臊味。邓文武偏偏枪口，指着韦军说让他装，是他踢破的，就让他装。韦军懒洋洋地从地上站起来，接过我手里的玻璃，往窗口上装。我伸手协助他。邓文武用枪托戳了一下我的手背，说你不要多管闲事。我和公答腊于是再也不敢多管闲事。我们垂手看着韦军往窗框上钉小铁钉。汗水从他的额头冒出来，锤子不断地敲在他的手指上。他的大拇指都被敲黑了。他捂着大拇指说又不是我踢破的，为什么要我装？邓文武说那是谁踢破的？韦军指了一下公答腊。邓文武说是你踢破的吗？公答腊结结巴巴地说是是是我踢破的。韦军把锤子递给公答腊。公答腊接过锤子，任劳任怨一声不吭地敲打铁钉。敲打声刺激了房间里的邓加，他站到窗口边指着公答腊说，是谁叫你装的？韦军说是你爸。邓加说，爸，你就留着这个窗口，让我透透气吧。邓文武说少啰唆。他说完少啰唆，把手枪别到屁股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这个晚上，杨九弟始终没有出来。我看见他趴在五楼的阳台上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们。

事实上那块装上去的玻璃，很快就被人打破了，就连邓文武也不知道是谁打破的。但是我们都怀疑这是韦军的杰作。每当我们走过那扇窗口，就对着里面吹口哨。邓加一听到口哨，就把那颗长着稀拉拉头发的脑袋伸出来，跟我们聊天或者看我们踢球。邓文武对邓加的这种举动忍无可忍，在窗口被打破的第三天，又往上面装了一块玻璃。这样我们再也看不到邓加，邓加也看不到我们。于是我们故意站在窗前吹口哨，叫邓加的名字。窗口里灯火通明，我们看得见邓加走来走去的身影。一天晚上，乘邓文武出差，韦军叫我和公答腊、杨九弟轮流站在窗前对着邓加吹口哨。大约吹了半个多小时，我们看见一道黑影在玻璃后面一闪，玻璃哗的一声破碎了。邓加拿着一根铁条站在里面，对着我们傻呵呵地笑。

我们面对面笑了一会儿，韦军叫他从窗口钻出来。窗口不是很大，我们都担心邓加怎么会钻得出来。但是邓加还是执行了韦军的命令。他把比窗口略大的脑袋斗到窗口，慢慢地往外面挤。我们看见他的头竟然被挤扁了，多余的部分往后收缩。他的头像一截四四方方的木头从里面伸出来，等头全部伸出来了，四四方方的头又才恢复圆形。头出来了，他的身体也就软绵绵地跟着出来。这是我们第一次目睹邓加的绝技表演，也是第一次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软骨人。

从里面钻出来的邓加趴到事先站在窗前的韦军的身上。韦军背着他大摇大摆地走上大街。这是邓加第一次上街，对于他来说一切都那么新鲜。他想从韦军的身上滑下来，韦军反剪双手紧紧地箍着他的大腿死活不让。邓加在背上发出抗议，说让我下来，我要吃口香糖，我要玩气球。韦军问我们谁有口香糖？我们说没有。韦军说谁的口袋里有钱？我们还是说没有。韦军把我们的脸都看了一遍，发现我们的脸都很诚实，于是背着邓加继续往前走。走到街边的一个工地上，韦军发现一根大腿那么粗的水泥管。他把邓加放下来，对着夜幕中的行人喊快来看啦，你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软骨人，精妙无比的表演。许多人围了上来，韦军叫邓加从水泥管的这头钻进去，再从那一头钻出来。邓加摇摇头，说不干。韦军说你想不想吃口香糖？邓加说想吃。韦军说想吃就钻。邓加用舌头舔了舔嘴唇，把头一点一点地钻进水泥管。围观者越来越多，他们都好奇地弯下腰，看邓加的身体往管子里蠕动。韦军对那些凡是弯下腰的看客伸出双手，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各位，拜托啦。几张零星的钞票像树叶一样落到我们的手上，使我们的指尖滑过无与伦比的愉悦。有一个弯下腰又挺直腰杆的人，不想掏钱。韦军揪住他的衣领，说你弯腰了吗？那个人说弯了。韦军说弯了就掏钱。那个人说我弯腰干吗掏钱？韦军扭头对着水泥管里喊邓加，出来，他们不给钱你就退出来，别再钻了。还没有完全钻进去的邓加的身体，开始慢慢地往外退。围观者都盯着那个不掏钱的人大骂。那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掏出了一张钞票。韦军拍拍钞票再拍拍邓加的脚后跟，说别退了，继续钻吧，他给钱了。越来越多的钱落到我们的手上，我们被那些钱吓怕了。邓加钻了两次，我们就草草收场。这个晚上，不仅邓加吃上了口香糖，我们还下了一回馆子。我们让邓加第一次喝了酒抽了烟。我们看见他在抽烟的时候，连鼻涕都呛了出来。

一天夜里，胆小如鼠的公答腊竟然撬开了杨九弟爸爸的办公室，从里面偷出两千元现金。杨九弟爸爸的办公室怎么会有两千元现金？这连杨九弟的妈妈都不相信。当时公答腊怀揣两千元现金从二楼的办公室往下跑，兴冲冲的脚步惊醒了值班的警察。他跑到楼梯拐角处，刚刚想撒开腿就被抓获了。杨局长赶到现场，拔枪对着月亮放了两枪。公答腊当场吓得趴到地上。那是周末的深夜，枪声清脆，子弹划破夜空，我估计那两颗子弹已经飞到月宫里去了。杨局长在放完两枪之后，似乎还未解心头之恨，咬紧牙齿说，我要把你关起来。

刘彩文听从局长的吩咐，要把公答腊关起来。但是政法委书记公长江，也就是公答腊的父亲一千个一万个不答应。他对刘彩文说你真要把他关起来呀？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将来还指望他上大学，指望他养老。你把他送到里面去，他还有什么脸见人？学校还要不要他？现在他还是一张白纸，你一把他关进去，就不是白纸了。你难道不希望你的儿子是一张白纸吗？刘彩文一拍餐桌说，他连杨局长的办公室都敢撬，请问他还有哪里不敢撬的？他早就不是一张白纸了，不关关他没准在暑假里他还会做更坏的事。就关他一个暑假，并不影响他上学。你就只当他是去读书，去锻炼，去体验生活去了。公长江说传出去，总是不太好听。刘彩文说谁不同意关，谁就负责他的教育。由于长年周旋于老婆与情人之间，公长江几乎没有时间管过自己的儿子，现在突然接到这个光荣的任务，也就意味着再也没有时间去会情人了。他立即摇头晃脑，说那就关吧。

尽管看守所就在离公安局大院几百米的上方，但是公长江的眼圈还是红了。他为公答腊准备了好多食品和药品，它们包括熟食面、蛋糕、牛肉干、咸蛋、水果、榨菜、花生、先锋霉素、伤风胶囊、西洋参丸、创可贴。他甚至还为公答腊准备了一台掌上游戏机。我和韦军、杨九弟被公答腊指定为送行人，帮他提着那些东西跟着他母亲来到看守所门前。铁门打开了，一位武警战士执枪站在门口，早晨的太阳落到他的刺刀上。我们想跟着公答腊往里面走，被武警战士拦住。敞开的铁门像一张嘴巴正在合拢，我们及时地往里面看了一眼，铁门把我们的鼻尖碰了回来。这个夏天的早晨，我们仰头看着高高的铁门和高高的围墙，以及围墙上的铁丝网，对公答腊充满了无限的羡慕和嫉妒之情，仿佛他不是去受什么教育，而是去王宫赴宴。我们突然对被围墙圈住的这块土地，充满了向往。韦军在围墙外一棵高大的榕树下盘旋一会儿，跃身攀了上去。我和杨九弟也跟着他攀了上去。我们攀到树顶，透过铁丝网看见围墙里的两排水泥屋顶。两排屋顶的中间有一座哨楼，哨楼上站着一位荷枪的士兵。我们虽然看不见我们日夜思念的无限羡慕和嫉妒的公答腊，但是我们一爬到树上，就感到离他近了，就相信迟早有一天会看到他。

第二天，我们带上干粮，又爬到这棵榕树上。我们在上面撒尿在上面吃午餐，然后把身上的力气全部放出来，对着围墙里喊：公答腊，我爱你。我们的喊声惊动了哨楼上的士兵，他拉了一下枪栓，把枪对着我们。我们一松手，从树上飞快地滑下来。那声清脆的枪栓声紧紧地跟着我们的脚后跟，一直跟到第二天中午那棵巨大的上百年的榕树倒下。那棵榕树是被几个犯人锯断的，他们在两支冲锋枪的指导下，经过一上午的努力，才把它锯断。它倒下去的声音百年不遇，把我们脚后跟的枪栓声赶跑了，把我十四年来听到的所有的高分贝的声音比了下去。

没有树爬我们再也看不到里面。我们商量之后，决定去爬围墙。我和杨九弟认为韦军人高马大，应该站在下面。但是他对我们说不，杨九弟，你在下面。于是杨九弟乖乖地蹲了下去，我站在他的肩膀上，牛高马大的韦军再站到我的肩膀上。我们扶着墙壁，慢慢地往上升高。当我们全部站直的时候，韦军的下巴正好够到围墙的顶端。杨九弟说你看到了什么？韦军说什么也没看到。杨九弟说可以从铁丝网钻进去吗？韦军说必须有一把铁钳，先把铁丝网剪掉。杨九弟说那就先去找铁钳吧，我快受不了啦。

我们每个人都在家里找了一遍，没有找到能够剪断铁丝网的那种铁钳。韦军偷了一盒他爸爸的香烟，往我们每人的嘴里塞了一支，带着我们沿看守所的墙根转了三圈，目的是想找到一个能够进入看守所的缺口。但是我们除了看到几个出水口，什么也没看到。我们背靠围墙，坐在地上想办法，死活都不相信围墙能够把我们关在外面。当我们把韦军的那一盒香烟快抽完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邓加。邓加使我们飞跑起来。

我们又把邓加偷偷地背到街上，让他钻了一次水泥管，换回几个零钱，买到一把又长又大的钳子。我们带上邓加和钳子，趁着月色来到看守所的围墙下。杨九弟站在我的下面，韦军提着钳子站在我的上面。韦军说我剪啦。杨九弟说快一点吧。韦军把钳子伸向铁丝网，我们的头顶立即响起铺天盖地的警报，探照灯朝我们的方向打过来。韦军丢下钳子跳到地上，我背着邓加跟着他们往公安局大院跑。我们都跑进家门了，还听到警报声呜呜地响着。

那几天，我们为进入看守所想方设法。韦军用两包香烟，收买送饭的老头，想让他带我们进去看看。我们只要求进去看看，不干别的。老头把香烟退给韦军，说那是不可以的。我们说能不能带一封信给公答腊？老头抓过韦军手里的香烟，说信的内容必须经过审查。

我们趴在公安局大院的那张水泥做成的乒乓球桌上，给公答腊写信。我们写道：

公答腊：

你好！你在里面好玩吗？你怎么吃饭？怎么撒尿？有没有什么娱乐？里面是不是关着杀人犯？杀人犯长什么模样？你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希望你能写一封信带给我们，说一说里面的情况。我们已经给送信的老头两包香烟，他会把你的信带给我们。我们十分想念你。

祝你开心！

韦军杨九弟朴杰

老头把我们的信带了进去，但是公答腊一直没有把信让他带出来。每天下午，我们都要去问一次老头，有没有公答腊的信？老头说没有。韦军说你别骗我们，如果公答腊从里面出来，说没有收到信，我们就揍扁你。老头叼着韦军送给他的香烟说，别人我敢骗，你们我怎么敢？韦军用手抓了一把头发，四五根发丝沾到他的手掌上。他摊开手掌，说我想得头发都落了，还想不到进去的办法。如果你骗我们，我们是一定要收拾你的。老头吐了一口烟雾，说哪敢哪敢。

这样又过了几天，我听到韦军站在楼下吹口哨。深更半夜的，韦军为什么要吹口哨？我悄悄地爬下床，跑到他的身边。他说我已经把办法想出来了。我问他用什么办法？他朝邓家的窗口努努嘴，说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看见杨九弟正在把邓加从窗口里弄出来。邓加爬到他的背上。我们向着看守所进发。

走到看守所围墙的一个出水口，韦军叫杨九弟把邓加放下来。他说邓加，现在你就从这里钻进去，设法找到公答腊，问他收没收到信？邓加犹豫了一下，蹲下身子，把头伸了进去。我们坐在出水口耐心地等待。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邓加从里面钻了出来。韦军说见到他了吗？邓加说见到了。韦军说他收到信了吗？邓加说收到了。韦军说为什么不回信？邓加说他说不想回。韦军说他还说了些什么？邓加说他要你帮他弄一条香烟进去。韦军说去哪里弄一条香烟呢？杨九弟说我爸爸有很多香烟。

第二天深夜，我们让邓加给公答腊送进去一条香烟。送完香烟，邓加把头伸出来。他一伸出头来，嘴里就发出啧啧声。我们被他的啧啧声搞得莫名其妙。他说公答腊和一个杀人犯关在一起。那个杀人犯长着满脸络腮胡，脚上戴着镣铐。但是他对公答腊毕恭毕敬，还喊公答腊大爷。我送烟给他的时候，他故意叫那个杀人犯喊给我听。那个杀人犯左一个公爷，右一个公爷，听得我都想跟着他喊公爷了。我们的耳朵一下就竖了起来，韦军听得眼睛都睁大了。韦军说公爷还有什么吩咐？邓加说他让你给他搞一瓶白酒。

我们给公答腊送进去一瓶白酒。这一次邓加带出了公答腊交给我们的更为艰巨的任务。他要我们在一夜之内，把公安局大院的办公室全部撬开，能偷多少就偷多少，然后把偷得的钱用于赌博。我们对这个命令颇感为难。韦军在操场上走来走去，不停地抓着自己的头发。他原先浓密的头发渐渐地稀疏了。我们陪着韦军从下午走到晚上。最后他一咬牙，对我们说干吧，大不了进去，我们不是想进去吗？

这个晚上，我们把公安局二楼办公室的门全部撬开。但是由于害怕，我们没敢撬办公桌，所以一分钱也没有偷到。第二天，邓加问我们撬了吗？韦军说撬了。邓加说钱呢？韦军低下头，脸突然红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韦军低下头，也是第一次发现他还会脸红。他低下头说你见到公爷的时候，能不能美言几句，就说我们已经按照他的意思撬了，只是没有偷到钱。但是下一次，我们一定圆满地完成他交给我们的任务。

暑假很快就要过去了，邓加从看守所里给我们带来了公答腊的最后一道命令。邓加站在出水口边，叉着腰对我们说，你们什么也别干了，特别是不要再来看我，回到学校里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邓加竟然叉着腰对我们说话，好像这句话不叉腰就说不出来似的。我们疑惑地看着邓加。韦军说这是他说的吗？邓加说是的。我顿时感到不好玩了，他怎么会劝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学习有什么意思？有我们踢足球偷盗喝酒抽烟好玩吗？我说我不会好好学习的。韦军举起拳头，在我的面前晃了晃，说你敢。我们最好听他的。我不敢再说什么，和韦军每人牵着邓加的一只手，恋恋不舍地离开看守所的出水口。我们很少让邓加走路，原因是他走路的速度跟不上我们。但是今天，我们正需要他这样的速度来思考问题，所以我们有足够的耐心让他走。他走路时一歪一倒，像卓别林的外八字。杨九弟跟在他后面，走着走着，也变成了外八字。杨九弟嘴里喃喃，也许他在里面待烦了，才叫我们好好学习。

等到暑假结束，公答腊还没有从里面出来。他母亲刘彩文告诉我们，他偷了钱，至少要在里面关上一年。我们听从公答腊的命令，把过分充沛的精力用到学习上，各个科任老师对我们的表扬铺天盖地。一年之后公答腊才出狱，我们都变成了三好学生。我们用节约下来的零花钱请他吃饭。韦军说不是因为你，我们不会这么听话。公答腊说为什么？韦军说你不是叫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公答腊说我什么时候对你们说过这样的话？我只会叫你们偷钱，哪会叫你们好好学习。韦军说那你收到我们的香烟和白酒了吗？公答腊摇摇头，说没有啊。我和韦军、杨九弟相视一笑，都明白是邓加这个小子把我们骗了。公答腊问我们笑什么？我们笑而不答，心里都在想着怎么样跟邓加算账。公答腊喝了五瓶啤酒，把脸凑到韦军的耳朵边，说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把物资局的财务室撬掉，那里比较隐蔽。韦军摇摇头，说我们早不干这个了。公答腊说你们都是胆小鬼，你们不去，我去。

酒足饭饱之后，我们一同回公安局大院。走到半路，公答腊说我要去撬物资局的财务室，你们先回吧。我们劝他别再干了。我们越是劝他，他越是要干。我们只好把他留在街道上。一离开他，我们就朝着公安局大院奔跑。我们先是拍公答腊家的门，他的父母都不在家。我们只好去拍邓家的门。刑侦队长邓文武把我们迎进客厅。我们看见邓加的那间房门反锁着。我们告诉邓文武，公答腊要撬物资局的财务室。邓文武立即提枪冲出家门。本来我们还想找邓加追问一下他骗我们的事，但是看见邓文武提枪跑出去的样子，我们早已吓坏了。我们跑回各自家里，提心吊胆地等待结果。我真希望公答腊说的是一句假话。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听到公答腊的骂声从楼下传来。他对着我们的楼房骂道叛徒、内奸、公贼，你们这些无耻小人，竟然把我给出卖了。有种你们给我站出来。我们肯定不敢站出来，除了隔着玻璃偷偷地往下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看见两名警察，押着公答腊往上面的看守所走，没有看见邓文武。公答腊一边走一边骂，他的声音比从前粗重了许多，已经像一个大男人的声音了，嘹亮成熟。我很害怕他把我们的名字骂出来。但是直到他的骂声消失在远方，我也没听到他骂出我们的名字。这一刻，我不知道韦军他们怎样，反正我对公答腊充满了真正的感激。

当然我们更想不到另一件事跟着发生了。邓文武在抓获公答腊回来的路上，发现许多人围在马路的中央。他出于好奇拨开人群，看见他的儿子邓加扑倒在地。他来不及考虑邓加为什么扑倒在地，就抱着他往医院飞奔。医生没有把邓加救活。邓加由于奔跑过度，脑溢血身亡。邓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时间和这样的地点死亡？我们只能这样推测：邓加在听到我们向他爸爸告密公答腊的时候，从窗口爬出来，想跑到物资局阻止公答腊的行动。但是他的速度高不过他爸爸的速度。由于他长年缺乏活动，加之奔跑的速度过快，所以原本就十分细小的血管被撑破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想邓加再也不用为他的骗局解释了，而我们在成为好人的时候，再也不会做贼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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