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澄澄的太阳还未褪尽秋天的暑热，陈西滢和凌淑华从日本回京立足未稳，便急匆匆由上海转水路南下武汉，到新创建的武汉大学报到。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民国二年（1913）改建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堂，十年后又改名武昌师范大学。民国十五年（1926）又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另有国立北京中俄大学和上海大学部分师生并入。校址分设三处，称中山大学一院、二院和三院。校部设在武昌城内紫阳湖畔东厂口的一院，学生近2000人。民国十七年（1928），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

陈西滢、凌淑华因为没有租好房子，先到老同学皮宗石家暂住，以后搬到武昌昙华林街一所教会人士的院落里租住。院落虽不大，但院中有一株高大的杨树，绿荫匝地，让人感到十分清幽。

昙华林位于武汉老城的东北角，地处螃蟹岬（山）以南，花园山、凤凰山以北，街道呈现出“一路两街环绕周边，老街里巷居中贯通”的格局。自近代汉口开埠以来，美、英、瑞、意教会组织在这里建教堂、办学校，有武汉的“租界”之称。各类学校二十多所，最有名气的当属文化书院。围绕着昙华林西至得胜桥，东至云架桥，北至中山路，南至粮道街，东西长一千二百米，南北宽八百米，总面积一平方公里。代表性建筑有北伐的得胜桥、马道门、太平试馆、崇真堂、育婴堂、鼓架坡半园、三义村、涵三宫、云架桥、“孟宗哭竹”的孝子巷、六通寺、城隍庙、供奉刘关张的灵瑞道院、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旧址、石瑛故居、钱基博（钱钟书之父）故居朴园、刘公馆、伍修权的家等，这些地点不仅见证着历史的沧桑，还承载着文化、经济、民俗和宗教的故事。

昙华林地名始载光绪九年（1883）《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昙华林”一说是指此地多小型庭院，且善植昙花；一说是印度梵文的译音。郭沫若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这一街名可能与佛教有关，可惜未再作进一步考证。

十月，陈西滢安排好住处，即到原中山大学主楼上课。凌淑华因无留洋背景，只得在家做全职太太。

武大的首任校长（开始由刘树杞代理）王世杰，字雪艇，一八九一年生于湖北崇阳。他四岁入私塾，十二岁到武昌南路高等小学就读，毕业后入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二十岁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一九一一年十月辍学南归，参加了武昌起义，参与组建国民党湖北支部。二次革命失败后到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又入法国巴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留法期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被中国留学生选为代表，向中国代表团力陈拒绝签字。一九二〇年冬，应北京大学蔡元培之聘，回国任北大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是《现代评论》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汉口后，他离开北大，转赴南京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又任武汉大学校长。

一九二九年五月，王世杰上任后，教学之外考虑最多的是选址建校的问题。八月，他请来了地质学家李四光、农林学家叶雅各等人来考察，最后择定武昌城东靠近东湖的逻迦山（俗称罗家山）作为校园新址。然而，这是一片丘岭丛葬之地。几千年来，城内城外的百姓死了就埋葬于此。凌叔华刚来的时候，这里荒冢累累，一望无际。因在这里建校，那些荒冢必须迁走，校方费了无数口舌和大笔资金，又加上政府的压力，那些死者家属才算答应了。然而，那些死者后裔并不去认领，每天掘出无数骨骸，皑皑然堆放在那里，最后还是学校为他们建了三座灵塔，才将其安置。

选址、迁葬问题解决了，大家还觉得地名也不吉利，王世杰请大家起名字，最后采纳了诗人、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的建议，用同音不同字的办法取名珞珈山，亦含坚硬玉饰之意，既保留了原来人们的称谓，又诗意盎然，同时还象征武大是“两湖”最高最美的学府。

武汉大学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凯尔斯设计，他到后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参照中国传统“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建筑理念，以逻迦山为中心，利用山与谷布置学区，使得建筑与自然有机形成一体，堪称美轮美奂。中央是图书馆，两翼是文学院和法学院，站图书馆平台上，武大全貌尽收眼底。

学校占地三千多亩，建筑面积近八万平米，主要建筑有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和体育馆、图书馆、饭厅、学生宿舍、俱乐部、教室住宅、实验室、大门牌坊以及水塔等建筑组成。

招标以后，由武汉著名的汉协盛和永茂等营造厂以及上海六合公司分别承建各项工程。从一九二九年三月动土，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完成大部分建筑，最先完成的是文学院、理学院、“老斋舍”（学生宿舍）和“十八栋”（教授小洋楼），工学院（1934）、法学院（1935）最后建成。王世杰见到漂亮的“十八栋”说，没有舒适的住所，难得名牌教授。武大首批教授王世杰（首任校长）、王星拱（二任校长）、周鲠生（三任校长）、杨瑞六、陈源、皮宗石、袁昌英、任凯南、李剑农、邵逸周、石瑛等，全是由英国学成归来，他们云集于珞珈山下，为武汉大学奠定了学风和学术基础。建校期间，王世杰带领学生从东厂口步行到逻迦山造林，半年之内，植树五十万株。

建新校是一个巨大工程，无疑给广大师生点燃新的梦想，困难和期待成为这群追梦人的又一考验，需要时间一步步将矛盾消解。

二

校园建设的路线图令陈西滢心里升起希望之火，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其教学工作。可是在这里住久了的凌叔华觉得并不怎么好。比起古都北京和风光秀丽的日本相去甚远，加之这个冬天落雨不断，居室阴冷，成了她一块心结。过年后不久，这里又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任命朱培元、刘峙、韩复榘为一、二、三路总指挥，派兵进攻武汉，后来桂系败退，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南逃广西。一段时间，这里人心惶惶，混乱一片。

在寂寞、不满和无聊的时候，凌叔华便用创作来打发日子。她给在上海的胡适写信，同时还寄去她新创作的小说《小哥儿俩》，请他转《新月》杂志，信中还说：

此间比北京自然说不上，一冬总是落雨，春来正庆幸可以享享阳光与自然界的美，又被什么战事闹得鸡犬不宁。最可惜的是武汉大学预计今秋可落成的依山临湖的新校址，又成云烟了。一天枪弹的钱，销去三两所大学的希望，这是想不到会这样快的！

志摩为梁任公跑了两次北京，听北京朋友说，他说话的态度很有些像三四年前的人了。小曼据说依然虚弱的很，她亦可怜，精神也振作不起来吧。

我们夏天还回北方，此间大约热得不堪，现在仲春已行路时出汗了。你们夏天不离上海吗？

四月二十一日接到胡适的回信后，五月十一日她又写信给胡适：

四月廿一的信收到，甚感朋友的勉励。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到了春天，院子热闹，屋内稍清静，所以赶紧趁时写些东西。最近写了两篇，并寄上其一《杨妈》。不知你还记得四年前大家在府上吃饭，高一涵先生说故事，你代为悬赏征文的事不？当日我倒是认真想写，但又写不出来，后是大家都没有下笔，我也懒下去了。现在居然大家已经忘掉了时，我写了。如仍有赏，只好赏我一个人吧！（自然，及格与否，无比较也不能定）。这里面的女仆，是拿我用过的一个作模子，太太是我想像的好太太（听说高太太素有贤名），高先生我知道不多，不妥地方大约也不会有多少吧。这篇阅后，还望便中赐以指正。如果《新月》要用，就请你叫他们先抄一份下来，因我这一篇在六月中就得拿去印书的。如果你觉得可以注明这事实，就请注数语（最好只及事实的），我倒不是想因注而传流不朽，不过想着留一点纪念，叫读此篇的朋友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还未忘这件事吧了。

这一年，凌叔华先后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小刘》、《小哥儿俩》、《送车》、《杨妈》、《搬家》、《女人》等作品。暑假从北京回来后，凌叔华又给胡适写信：

我们这里真是孤陋得很，朋友们也不会想到给这一个畸角的人们写封信的。我仍然度我看家生活，武昌是个具有中国城市各种劣点的地方，所以除了蹲在家里，哪里也别想去。房子又小院子又狭，阳光也不能看到一片！这种无聊生活怎好呢？写东西，总说那几个人，叫人都厌了，不说还不如不写好。

……

可怜活活的一个人，整天关在三四丈的几间小房里，除了吃睡之外，看书看得眼也黑了！

陈西滢致胡适的信中，也谈及了叔华的情绪：“叔华在这里，却实在是活埋。她时时闷得要哭，我也没有法子劝慰，也许有一天她连哭都不想哭了，那我们在别人看来是完了，在自己也许倒好了。”

昙华林居住时期的凌叔华，她不停到崇真堂附近的邮局发信、寄稿件，在这条一千二百米的东西长街上不知走了多少趟。如果脚印是时间滤光器的话，这条街上一定会留下她很有质感的脚步声响。

三

民国十九年（1930）九月十六日，沈从文因胡适中国公学离任，只身带了武汉大学的聘书，来武大文学院向陈西滢报到。

沈从文所教课程，还是新文学创作与写作，每周授课三小时，月新一百二十元。到校伊始，他给胡适写信说：

初到此地印象特坏，想不到内地如此吓人，街上是臭的，人是有病的样子，各处有脏物如死鼠大便之类，各处是兵（又黑又瘦又脏），学校如一团防局，看来一切皆非常可怜。住处还是一同事让出，坏到比“中公”外边吃饭还不如，每天到学校去，应当冒险经过一段有各样臭气的路，吃水在碗中少顷便成了黑色。到了这里，才知道中国是这样子可怕。

从这封信当可印证凌叔华的烦闷不无道理。

沈从文不上课的时候，便到凌叔华家看画为消遣，或到古旧书店买字帖，或到图书馆看书。还说“看的是关于金文一类的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而来的书。”

在武大虽然过得并不愉快，但对于教学沈从文还是尽力把阅读和写作方面的经验，悉数留给他的学生们。何其芳、吴晗、罗尔纲等，都是受惠于他的弟子。

沈从文在武大上完第一学期的课，寒假便赶回上海看还在中国公学旁听的妹妹。在这期间，他还看望了丁玲、胡也频和他们的儿子。不久，因胡也频出席“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预备会时被国民党军警抓捕，他接到狱卒送来胡也频的条子，便四处托人为他保释。丁玲与他虽多方努力，最终还是归于徒劳，二月七日胡也频与柔石、殷夫、冯铿等，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此时寒假已过完，沈从文辞去武大教职，向徐志摩、邵洵美借了一笔路费，决定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常德。从湖南回沪经过汉口，沈从文和丁玲过江去看望武大的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凌叔华在与著名作家李辉谈话时回忆了这段往事，内容大致如下：

他们来去匆匆，只在她家住了一天。她和丈夫曾陪他们在东湖浏览一番，第二天他们就上船了。她的印象中，丁玲的样子很憔悴，情绪也不高。在谈话中，大家都避免谈论她不畅快的事情。沈从文则顺便打听了继续任教的可能性，结果自然失望。

回到上海，沈从文正在四处谋职，突然收到徐志摩来自北京的邀请信。信上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若在上海已经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你那么一个人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你一来北京米就会涨价？”

沈从文听从了徐志摩的建议，于五月中旬离开了他生活三年的上海，又回到了睽违多年的北京。

就在沈从文来武大执教的同年秋天，袁昌英应聘到武大外文系任教。她带着女儿杨静远，从上海溯江而上来到武昌，和凌叔华住到同一个院落里。袁昌英母女的到来，解除了凌叔华许多寂寞和烦闷。

袁昌英号兰紫，在外文系教授戏剧；一八九四年十月出生，湖南醴陵人；早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一九二一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一九二六年赴法国研究法国文学；一九二八年回国后在上海中国公学讲授英国戏剧。袁昌英早在北京时就与凌叔华、陈西滢一同参加了新月社、《现代评论》的活动，相识相交甚好，还让出生不久的女儿杨静远认他们夫妇为干亲。

稍后，来武大教书的还有苏雪林。苏雪林幼名瑞奴，学名苏梅，一八九七年生，大凌叔华三岁，安徽太平人，一九一七年毕业于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一九一八年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二一年毕业后赴法留学，先习美术，后改文学，回国后曾任教于东吴大学和安徽省立大学，那时她已有《绿天》和《棘心》两部作品饮誉文坛。

她们的相聚，给当时的武汉大学带来不小声誉，尽管凌叔华不在武大任职。她们三人形影不离，意趣相投，有时烹茗谈艺，有时连袂出游，有时捉笔润色，久之她们便得了一个集体号——珞珈三杰，意为三位是女中豪杰。

她们也是“珞珈山上的三个文学朋友”，亦都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坛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凡在珞珈山住过的人，或与新文艺有缘的人，或从报刊杂志中，都会知道这三个人的名字：袁昌英、凌叔华、苏雪林。

袁昌英，是获得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第一位中国女性。她以现代主义重新创作话剧《孔雀东南飞》，散文《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的感想》、《行年四十》等作品，开创了中国女作家的先河。

凌叔华以短篇小说《酒后》名世，著有《花之寺》、《小哥俩》、《女人》等小说集，亦是画坛高手。与冰心、林徽因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方文坛的三位才女”。

苏雪林是文豪苏辙第三十八代嫡孙，留学法国。著有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中国第一部描写留学生生活的小说），散文集《绿天》（一些篇章被选入当时中学生课本），是李大钊、胡适的学生。

一九三〇年六月，闻一多先生辞去文学院院长一职，到青岛大学任教，陈西滢便接替他任文学院院长。

武汉大学新址建成后，学校教职员陆续从东厂口搬来。但真正搬完，已是第二年夏天了。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武大举行了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蔡元培专程从南京赶来祝贺并讲话。他的讲话热情洋溢，称武大新校舍工程设计新颖，是国内大学最漂亮的建筑。

武大的教职员住宅区，是按级别划分的。教授们住在一区即“山前十八栋”。那是一排排依山建造的小洋房，一家独居或两家合住一个连体楼。陈西滢和凌叔华就住在一区的小楼里。

杨瑞六、袁昌英夫妇也搬到这里，住在最上排的三百二十七号。杨瑞六比袁昌英晚来一年，任经济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他早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与陈西滢是校友，回国后同在北大任教，现在又走到一起。

一个夏天的早晨，袁昌英穿了一身白衣服去文学院听课，陈西滢喊道：“男子，干啥子去？”

袁昌英小名兰子，同事们喊来喊去，便成了“男子”。袁昌英便借水行舟，以男子自居。

“到文学院去啊。”袁昌英答。

“这就奇怪了。”陈西滢说。

“奇怪什么？”袁昌英说。

“我们武大医学院尚未成立，白衣天使倒先飞来了。”

袁昌英这时才发觉陈西滢和她开玩笑，便也说：“你的文学院离这里也太远了，坐交通车都不方便。”

陈西滢说：“把你的家搬到文学院顶上，那时你又要叫嚷不是远近，而是上下太麻烦了，我看你呀，顶好去学仙人的缩地术！”

袁昌英说：“到你的文学院听法朗君训导，也是给你捧场啊。”

陈西滢便讽刺说：“你到文学院听课，也是为了实现你的作家梦。你没听说过‘舍命吃河豚’那句话吗？作家的味道胜过河豚当不止几十倍，岂不是拿十条命来争取？”

凌叔华在屋里听到这两位留英老同学打嘴仗，便跑出来说：“大清早你这是干吗，兰子，别理他，女人穿衣服也成了他讽刺的话柄。我看他都成病态了，一句好听的话也不会说。”

院子里响起袁昌英的笑声。

这期间，凌叔华夫妇和袁昌英夫妇常在院子里品茗聊天，谈谈往事，叙叙友情，凌叔华初到武昌时孤独和苦闷，便慢慢消解了。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山上不时飘来阵阵槐花的香味，凌叔华打着扇子说：“兰子，那一年奉军占领北京，你到法国去了，北京乱成一锅粥，到处抓人杀人，《京报》的邵飘萍也被抓去砍了头。《现代评论》也常被检查，朋友们的稿子都寄到我那里，为了保护好稿件，还得夹上一封假情书。”

“那你不成了大众情人了吗？”袁昌英说。

“是啊，为了刊物生存，只好这样。蔡校长、胡博士待在上海不回来，北大的许多教授也都纷纷南下。我和西滢结婚后，只好先去日本待一年，看看形势再说。”

袁昌英说：“我很喜欢北京的文化氛围，父亲也在那里。一九二八年回来后，情况仍未好转，国民政府又要北伐，只好到上海找胡先生。”

凌叔华说：“西滢在日本就给王世杰校长写信，说武大要扩建，需要人，上海那地方我又不喜欢，所以就来了来武大。”

袁昌英说：“那可苦了你，打小在北京长大，到南方来一时怕不习惯。”

凌叔华说：“咱们这拨人聚到一起，慢慢也就适应了。”

陈西滢插话说：“用北方话说，那可是鲇鱼吃黄连，苦了大嘴了。”

袁昌英说：“你挖苦我们没什么，你可要善待这个小妹妹啊！”

隔着夜幕，凌叔华感到，陈西滢还是佩服袁昌英的，遇事比他达观。

生活有时会给人苦闷和烦恼，但也会给人以喜悦和收获。而苦难，总是给予那些敢于面对的人，然后在这之间，为他们打开另一道门扉，展开另一番风景。凌叔华没有把这段时间留下空白，她在等待中惊醒，在等待中超越，便是她面对苦难的一种深刻体会。

一九三〇年四月，继《花之寺》之后，她又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集《女人》。这便是文学与生活给予她的双重回报。

这部小说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凌叔华近年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小刘》、《李先生》、《杨妈》、《病》、《送车》、《疯了的诗人》、《他俩的一日》和《女人》等八篇。这部作品集仍以凌叔华熟悉的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但在题材和主题上，比《花之寺》都有了新的拓展。

沈从文在谈到凌叔华小说特色时说，她“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的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的也是诚恳地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另走出了一条新路”。“作品中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或饥饿，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与之远离了”。“在写及的人事上，作者的笔却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它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却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存在”。

甫来武汉大学的凌叔华，终于走出最初的寂寞和苦闷，她被生活中的人和事激励了创作热情，逐渐开阔了自己的视野，笔下的人物性格也变得多样起来。

四

民国十七年（1930）秋天，凌福彭的身体江河日下。

李若兰给在美国的小女儿凌淑浩一连去信，详细描述了她父亲日趋恶化的健康状况。并说她父亲已回到南方，在那里，他能够从床边的窗户看见他的荔枝林。看了母亲的来信，凌淑浩本想回去看望父亲，但又不能拖着身子去做这样一次远渡重洋的长途旅行。托马斯·道远·陈（即淑浩儿子）出生后不久，她又接到一封家信，告知她父亲去世了，家人把他埋在番禺。

也是那一年，凌淑浩在美国匹茨堡完成医学实习后，接受了陈克恢（协和大学淑浩的老师）的求婚，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在巴尔摩小教堂举行了婚礼。

仪式过后，凌淑浩坐上陈克恢的“双门纳什车”，在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途中度过四天蜜月，陈克恢便接受了伊利·李利制药公司为期一年（研制麻黄）的合同，凌淑浩做他研究室的助手。之后不久，凌淑浩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穿着一件大褂掩盖了七个月。

以此推算，凌淑浩生下儿子当是一九三〇年的事了，而在《家国梦影》一书中魏淑凌写成“一九三三年秋”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婚后到一九三一年之前，她父亲从病重到病逝，她从怀孕到生子这段时间的事。

根据番禺深井村村志为凌志康提供的凌福彭的墓碑和材料所记，准确时间是一九三一年深秋。

凌福彭最早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又从上海回到广东城西荔枝湾，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春天，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了南京，时局很乱，上海（租界城市）成为比较安定的地方。受南方影响，北方的军阀政府也加紧思想控制，形势一天天恶化，加之学校常年欠薪，已不利于文化人的生存，因而许多学人纷纷南下上海谋职。胡适那时在美国访问，知此情况，干脆不回北京，直接去了上海。叶公超、梁实秋、刘英士、丁西林、饶孟侃等人，应暨南大学郑洪年校长之聘，也先后去了上海。

深井村村志提供的材料亦说，民国十六年（1927）凌福彭也去了上海，住在女儿凌淑萍家。因女儿与郑家结亲，凌福彭也与郑家父辈过从甚密，到上海后便与郑公馆比邻而居。

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后，外面传言，有人要绑架凌福彭，于是他便迅速离开上海，到广州荔枝湾“定香馆”二女儿凌雪山家居住。凌雪山的丈夫潘寿西是广州十三行富商潘文岩的后人，潘家原是福建同安人，乾隆间由闽到粤，入籍番禺。

导致凌福彭病逝的主要原因，是民国二十年（1931）秋天回乡祭祖。他不得不拖着病骨支离的身子，承担这次“主祭”之责，到深井后，是人们把他从车上抱下来的。这次祭祖，因路上受了风寒，回到广州他的病情便恶化了。

凌福彭病故后，在广州停棂“七期”，请僧人做道场，宾朋吊唁。深井村的材料说，他的棺椁是上等楠木做成，价值千两白银。到深井安葬，雇的是两只洞艇游乐船，一只运棺木，另一只运亲属，从珠江码头上船，沿江东下，再运到深井江沥海（村南边的河）码头下船，由杠夫抬往福旋冈墓地安葬。

凌福彭的墓碑是百天以后第二年壬申（1932）三月刻立的，碑文是：

清授光禄大夫润台府君

一品夫人先妣冯夫人墓

后来有乡人说凌福彭的墓地犯冲，“福旋者覆船也”。民国癸末（1943）孟冬，由叔华的兄长启恂、启淞迁墓地于大飞冈（坐寅向甲庚之原，向庚兼甲庚）。大飞冈在村北的飞鹅岭，珠江从脚下穿流而过，形如天鹅饮水，这里有深井八景之一“飞鹅饮涧”之称。

凌福彭的葬礼李若兰是否有偕女儿们参加，材料没有提及，查遍凌叔华的文字，没有一处写她父亲病逝的事，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小说《古韵》中写了早年对父亲的记忆。

而

母亲李若兰用信件传递了凌福彭从生病到病逝的信息，成了家族中仅存的记忆，尽管时间上有些错位，细节应该是准确的。

呜乎！一代大儒凌福彭，就这样殒落了。

昙华林时代的凌叔华，接下来是否会走出生活的沉闷和寂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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