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大家在一起聊了许多内容，谈到鬼天气，假种子，农业税，贪吃贪喝的村长。听得出，他们内行多了，说起地方上的问题滔滔不绝，父母亲和妹妹们意见一致，沟通得很好。田园想，这是好事，知道多，明白多，有了见解，有了思考，总比稀里糊涂好。虽然看什么都不太清楚，但知道向生活期求更多幸福，这没有什么不好。尤其是父亲，他对女婿女儿表示出来的由衷谢意表明他是多么看重体面和尊严。
他说，张忠义的女儿跟你一样大，嫁的男人天天赌，气得她天天喊上吊，要上吊也不容易，家里连上吊的麻绳都没有。父亲脸上挂着微笑，眼睛里的自豪溢出来，话里则明显带着揶揄。
男怕不识字，女怕嫁错郎。古训还是有道理的。母亲接上话茬。女人的命全靠自己选。
这个声称选择自己命运的女人在三十岁时就成了与政府对着干的典型。大队干部对田家的斗争村民们看在眼里，有人说这家人有可能要去蹲牢房、挨枪子。流言经过添油加醋，传来传去，把许多人吓住了。他们不想引来什么误会，叮嘱自己的孩子离田家的孩子们远一点。他们大队干部什么不知道？没一点本事能当干部？孩子们经过田园家时开始满腹狐疑地探头。昔日笑声朗朗的母亲已经被过多嗷嗷叫唤的女儿揉碎了天性，在生完第三个女儿后用剪刀把一头秀发齐耳剪断，卖给了进村收购的头发贩子。她根本没有时间想，她的没有头发陪衬的拉长的脸更加暴露了自己的不安。因为不照镜子，她看不到已经将自己伤得不轻：身体因为时常的暴躁和营养不良衰老得很快，脸上长出了横七竖八的皱纹。她变得可怕而又充满晦气，验证了大人们在孩子们面前的评头论足，加速了孩子们的逃离。
此时村上的大多数人开始奔赴富裕之路。冬雪初化的初春，村民们开始走出山村，或走家串户，贩卖棉花糖、针线之类的小百货，或拜师学艺，做泥瓦工、木工、油漆工，带着半生不熟的手艺到外地盖房子、打家具，或几家合起伙来，买一台电锯，到山上去放倒一棵棵千年大树，扛到镇上去换些钱物。一切都在慢慢游动：人的脚步声，笑声，欲望，胆量，树木，石头，甚至是脚下的路。世界越来越大。但田家人的心思不在这里，在儿子到来之前，他们对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来。
渐渐地，许多邻居的土房换成了砖房，泥巴地换成了水泥地，窗户上挂起了窗帘。有的人家买上了电视机，开始通过电视跟城里接轨了。只有田家还停留在传宗接代的迷宫里，在新时代到来时仍然守着旧生活。他们没有一样家用电器，仅有的二间草房因为长年失修破旧不堪，一遇梅雨季节就会不断地从各处往下滴雨，所有用来吃饭盛菜的碗或盘胡乱摆开，像是露天杂货市场到了傍晚正要收摊。厨房里的锅一烧，草房里每个角落都能闻到柴火的气味。房顶积了厚厚的灰，一起风，乌黑的灰尘就随处下落，弄得房里灰蒙蒙的。房间里飘着衣物、劳动工具、杀虫药水以及腌菜的杂味儿。姑娘们没有地方做作业，惟一的一条吃饭的桌子因为桌面剥蚀已经放不平作业本了。她们床上破旧的被单上的补丁层层叠叠，五颜六色，一眼望去鲜艳而令人心酸。随便从树上摘下来一段树枝她们就当筷子扒饭。她们知道手破了哪里的稀泥可以抹在伤口上，却没有任何穿着方面的经验和同学分享。对此做母亲的一概熟视无睹，就算女儿们一次次因为学费缴不上而被学校赶回来她也照样无动于衷。这个见过大风大浪的女人不屑为这些小事伤神，仿佛生活已经使她脱胎换骨，从绣花纳鞋的小女子走向不拘小节、胸怀大志的政治家。
招摇撞骗，不劳而获的也大有人在，可他们都比这家人活得理直气壮，跟大队干部的人缘也比他们好得多。田家义为此不停地发牢骚：去年鱼塘分鱼，周老三明明偷了一条起码三斤多的揣在棉袄里拿回了家，村长难道眼睛瞎了，从他跟前过去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管？
人家打起架来不要命，暗地里晓得递烟送礼，你呢？妻子乜斜着他。
这话稀奇？你拿几毛钱来我也去买包大前门，保准也管用，你舍得？丈夫反唇相讥，一点不客气。
你光晓得问我要钱，有本事你自己挣啊？再说了，王家四个光棍从不敬烟不请吃饭，村长不也一样不敢拿他怎么样？这又是什么来头？
我哪里晓得？丈夫的声音小了许多。
你不晓得？你没看到人家拿着砖头对准村长就砸。村长怕什么？这叫有权的怕狠的，狠的怕不要命的。别人能豁得出去，你为什么豁不出去？你哪一天敢拿块砖头挡在门口，让他们乖乖退回去？哪一次不是你带头跑？剩下我们孤儿寡母的任人作践！说到伤心处，母亲放声大哭，把鼻涕眼泪抹到裤子鞋帮上。一到此时，父亲只有识趣地闭嘴。
姐妹们既没有温饱也没有朋友。十岁的田园听母亲从外婆家回来说，外婆村上的一个女孩子去了美国。田园和盼弟同时把这个新闻带到了学校，同时遇到了各自同学不信任的眼光：去美国？你知道美国有多远？美国是乡下人去的吗？到美国的路可是好远好远好远呢！
“是政府送她去的。”
“吹牛！”两姐妹的同学都不屑地撇嘴。任凭姐妹俩红脸直脖子辩解到口干舌燥，同学们仍是满脸狐疑。那一刻，田园突然明白了，他们怀疑的是她们的人，而不是信息本身。
有一次，同学们谈到外国，各自列举知道的国家的名字，苏联，美国，日本，还有朝鲜，这时有一位男生像是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外国！
对！许多同学附和着，觉得不应该把这个国家忽略掉。田园忍不住插嘴：外国不是一个国家，是除了我们国家之外其他国家的意思。
大家把眼睛转向她，打量她，考虑应不应该接受她的说法。片刻沉默之后，狐疑出现在某个同学脸上，随即感染到另一个，又一个，最后，她被所有人弃之不信。少数原本默认此说法的同学也莫名其妙地放弃了立场，一致同意“外国”就是一个跟美国一样的国家。
这两件事对田园触动很大。很快她就明白了，正是自己声名狼藉的母亲和家庭，逐渐扭曲了人们对她和妹妹们的看法。她对自己的处境有了客观的认识：因为你身上有着某种烙印，即使你是对的，他们也会藐视你的正确性，哪怕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仍会用加起来的错误力量来对付你，并且能够打败你。此后即便同学们为一些非常浅显的道理而争论不休时，她也不敢随便插嘴了。她成了一个沉默寡言、不爱说笑、不喜欢做游戏的人，以此来维护自己的自尊。在她小小的身体里，早早有了防备之心。
田家姐妹并非没有属于自己的骄傲。当别的孩子站在学校门口面对大雨和烂泥不知所措时，田园和她的妹妹们早已若无其事地冲进了雨里，她们赤裸的双脚奔跑起来比带钉子的胶鞋还平稳得多。学校运动会时，跑步跳绳拔河这些项目，姓田的姑娘们总是第一第二名。那个站在台上领奖的时刻是田家姐妹最值得骄傲的，她们期待运动会的心情比任何人都迫切。有一次，田园在绕操场十圈中第一个冲到终点，开始想象着到手的铅笔盒时，旁边有个看热闹的妇女大声地说了一句：这丫头这么能跑，长大了肯定也能生！
旁边马上响起了哈哈大笑声。那些等待自己的孩子得到铅笔盒的妇女们一听，先前的失落感得到了弥补，立即从议论这个话题当中找到了快感。她们开始转移注意力。站在学校的操场上，面对上百个孩子，她们开始议论起那对声名狼藉的超生夫妻。她们有声有色地描绘那个女人垂到腰上的奶子，揭她的短，形容她偷花生被逮到时的滑稽相。
她们的议论扩展开，从白天延伸到晚上。他们常常算错日子。他们晚上比白天还辛苦。
妇女们肆无忌惮地高声交谈，使得操场上的孩子们纷纷把目光转到田家姐妹身上。
操场成了刑场，两个姑娘像死刑犯一样低垂着脑袋，可是发令枪迟迟不响，只有“嗡嗡”的杂音一直在飞旋传播。眼看着田盼弟的脸色渐渐发紫，小便快要出来了，田园一把拉着她就往厕所跑。直到外面声息全无，天色全黑她们才出去。
母亲频繁偷窃，田园最初得到意外的收获时曾露出过欣喜的目光，但没过多久她就感到了可耻。做超生户、没有米下锅只是让田园恐惧，当“小偷”成了母亲的代名词时，她才真正感到了羞耻。然而她觉察到羞耻感时，偷盗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了，她惟一能做的，就是在发现桌上出现了来历不明的香瓜、西红柿后，移开自己的视线，绝口不吃。
没有人管她吃不吃。
一天晚上，她去一个同学家，进门之前听到了对母亲的议论：
“那个女人穷疯了，什么都偷！”这是同学父亲的声音。
“是啊，我没有哪一次见她不是鬼鬼祟祟的。”这是同学母亲的声音。
他们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可是田园立即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她立在门口，不知道是进还是退。这时她的同学开口了：田园不像她妈，一点都不像。
接着她听到来自同学父母轻描淡写的赞同，全身突然不可遏制地颤抖起来。她忘记了来同学家的目的，一步步后退着离开了人家的门口，在确信听不到任何声音后。她发足狂奔，逃离了令她羞辱的时空。
正是这次偷听使她确信自己不应该跟在母亲的屁股后面走。
在一次收工时，母亲喊住她，让她等一等，等收工的人走光后，去萝卜地里拔一点萝卜带回去。田园说：我家里哪有什么萝卜地，你自己去拔吧！
为什么？做母亲的对于女儿的顶嘴有些茫然。
偷人家东西人家会瞧不起，会骂我们不要脸。田园小声地对母亲说。
那么，饿死？母亲言简意赅地问她。
饿死也不能偷。
是脸面重要还是死活重要？母亲对诱导女儿很有一套。
脸面不重要你还要生弟弟做什么？
母亲愣了一会儿，田园等待她破口大骂，这是她一贯的态度。可是她等了一会儿居然没有等到母亲的骂声，疑惑不安地回了家。
没想到从此以后，母亲顺手牵羊的活动再没有喊过她。
有一年三月，异想天开的父亲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四个女儿、各种生活用具，翻过门前的山岭，到另一座山上呆了一个多月。田园相信他是想摆脱这抗争不过的环境，到一个没有政府管辖，没有人言扰耳的地方去开始新的生活。他们用树枝和树杈建起了新房子，把锅架在石头上，开始烧饭。他们想通过袅袅炊烟来证实自己过人的智慧。头一个星期，他们相互鼓励，士气很高。这地方不错。父亲说。
“对，明天就开荒种粮食，气死那些狗日的。”
“我们可不用发愁房子会倒了。”母亲摇晃着树枝和树杈搭成的房子。
“并且不花一分钱。”丈夫补充一句。
可是那里的土地过于坚硬，锄头根本砸不动地皮，种子撒下去很快被小动物刨掉，杂草茂密，各种飞虫使孩子们身上奇痒无比，夜半怪鸟的啼叫和狼的长嚎也使孩子们胆战心惊，照明的只有萤火虫闪烁的微光，而野菜吃得肚皮发硬。有天夜里，突然雷电交加，风雨透过塑料布做成的屋顶和树枝建成的墙壁将他们的栖身之地打得一片潮湿。一家人挤坐在角落里，每人头上顶着一只盆来接雨水，可是不顶用，雨水依然从各个角度向他们进攻，直至被子、衣服、鞋子及每个人全身都湿透。寒冷使他们不停地颤抖，孩子们放声大哭，哭出的声音和冷空气纠结在一起，令人毛骨悚然。从那以后，全家没有人能打起精神来。他们终于承认，这个潮湿、阴冷、不见阳光的地方除了天上惨白的月亮和黎明前的漫漫黑夜，什么希望也没有。
夫妻俩开始相互指责。丈夫指责妻子是不会下蛋的鸡。妻子反唇相讥，“你有本事？你有本事你交罚款哪，跑到这儿装什么大爷？”
委屈伴着愤怒涌上这个女人的心头，她用手不停地捶打自己的肚皮，伴着粗糙的嗓子大声嚎哭，用嚎哭来发泄自己此生的悔意、失意和恨意。她边哭边骂：“这些王八蛋，狗日的，吃枪子的，断子绝孙的……”她语无伦次，起先骂大队干部，邻居，后来骂丈夫、女儿们，再后来骂那棵歪长的大树，骂一切她看得见想得到的东西。
在妻子绵绵不绝的哭骂声中，丈夫心烦意乱。他拿起锈迹斑斑的砍刀向妻子冲来，妻子情知不妙，赶紧绕着树跑，他往哪边追，她就往另一边跑，但是杂草和藤条使他们磕磕绊绊、姿态笨拙。他们追逐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丈夫瞅准机会一把扯住了妻子的衣袖，“嘶啦”一声，妻子的衣袖被扯成两半，这下妻子不跑了，她顺势往地上一倒，眼睛盯着丈夫左手上的衣袖，伤心地呜呼起来。她的声音忽而像下放知青手风琴的声音，忽而又像是瓷盆掉到地下的抖动声。面对丈夫举起的砍刀，妻子视而不见，竭力想夺回那只衣袖。女儿们纷纷涌上前，老大一把捏住父亲握砍刀的左手，老二一把抱住父亲的腿，老三扯着父亲的衣襟顺便把发痒的鼻子擦了几下，一只手抢下父亲手上的衣袖，讨好地递给母亲。母亲也瞅准时机，摸到了一根形同砍刀的棍子，与父亲怒目对峙。田园看到他们的头发乱如杂草，眼睛里布满血丝，神情悲愤而沮丧，可是两个人都顽强地挺立着，谁也不肯先让步。风在树林里呼呼盘旋，他们的身体在寒意逼人的风中抖动起来，半个小时后，父亲先软了下来，他放下了砍刀，一下子泥一样瘫在了草丛里。
夫妻俩无声地达成了一致意见，收拾东西回家。
他们趁着月色进了村，每个人都背着一大包行李，被子，脸盆和锅碗等，一家人心灵默契，走路时尽量抬着脚后跟。直到第二天天快黑，邻居们发现他们家烟囱往外冒烟，才知道这家人又回来了。一连好几天，他们看到邻居们都一致把脸转到一旁。看不出是惭愧还是愤恨。一天晚上，有个邻居家的猪跑上了山，他们请求村上人帮着去找，夫妻俩觉得是个机会，全部加入到寻猪行列。他们比谁都有勇气，一直往没路的地方去，猪虽然没有找到，他们的衣服却被树杈撕得支离破碎，脸上手上也是血迹斑斑，证实他们是积极努力过的。他们获得了几句“麻烦了”。这几个字使他们心里一下坦然了起来，好像获得了回到过去生活的资格。
重新回到山下很长时间，从山里带回来的沮丧和疲惫始终不曾消除。恶性循环的生活仍在继续。他们仍然不间断地躲避大队干部，乡政府干部，甚至远道而来的县计生办干部。他们的对手越来越强大，日子也越来越难过，吃得越来越差，穿得越来越破，谎言也越说越多。他们在村民中的印象越来越坏。夫妻俩的脾气也渐渐失控，好像一切都能使他们憎恨，在憎恨中每个人都极度孤独，说起话来不是火气冲天、骂骂咧咧就是低三下四、唉声叹气。做妻子的渐渐懒得出门，不爱说笑，绷着脸使她显得面容憔悴、冰冷、呆板，看谁都不顺眼，一天比一天歇斯底里。
在这个家庭里依旧没有节日，没有体贴，没有热情和关切，只有惟一的渺茫的希望。母亲不断重复一句话：等生了小弟弟就好了，要是生不到，这日子没法过了。言下之意，现在的日子倒是可以过下去的，只有“生不到儿子”才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生了儿子，就会柳暗花明。这句话是强心针，冬季里的一束火光。这种希望日积月累，越积越厚，最后变得像山一样不可撼动，让姐妹们坚持了一个又一个三月。她们忽视邻居们轻蔑的目光，忽视屋顶上往下掉的稻草。其实用来孕育希望的那张床已经陈旧不堪，没有丝毫爱情的气息，房顶上不时掉下来的灰尘将两个旧人的脸糊得更加陈旧。那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信念存在，有些事就会继续进行。两个因为信念而不能入眠的男女白天苦着脸，发着脾气，叹着气，到了晚上非得要进行一番剧烈消耗体力的运动后才昏昏睡去。他们进入了一种令政府不可控制、也令自己不可控制的生活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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