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甜租的房子离姐姐家不远。这是她回C市以来搬的第三处住所。她对这一室一厅的房子还算满意。房东是个老太太，偶尔会打着抄煤气表和水表的幌子来看看她。她不在乎老太太在房子里东张西望，鼻子使劲地嗅。她受不了的是她一无所获时还不走，站在门口问她：什么时候成家啊？她说，我还没有男朋友。老太太的脸上每次都会出现千篇一律的狐疑。这个她最生气——她明明做得滴水不漏，人家还不拿她当清白姑娘。
这所房子，她只带一个男孩来过。他也是个调酒师。他们前前后后只持续了三个多月。他也来自异乡，在这个大城市同样孤单，迷她迷得很深，用倾巢而出的热情来容忍她。他看她的眼神让她相信他是宁愿为她去死的。她也感动，也很想对他好一些，很想对他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冷酷的人。有时到动情处，她甚至想对他说，我配不上你。但她实在无法容忍在得到她一点点好脸色之后他那种异乎寻常的欢喜劲。先前的小心翼翼、患得患失迅速消失，他会提出更多的要求：跟他回老家见父母，搬过来同住，两人的工资合到一起花……她想象两个没有着落的打工者在租来的房子里养儿育女，青丝变白发，她就要崩溃。他永远都不明白她的喜怒无常，刚刚还水深火热，激情还没有消退，对方就勒令他快点穿上衣服：快点走，快点走！
经常如此。直到再不被允许进门。
打开门的一瞬间，她在门缝里看到了一张纸条：今天接到通知，房子下个月就要拆迁了。条子是房东留的。她这才想起最近她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房东在大白天找不到她了。
拆迁是个新问题。她又要到其他地方找房子了，把衣服、家具一切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再度搬上车，运向另一个临时住所。
难道自己命中注定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一个临时居住点搬往另一个？一天晚上在酒吧，有个中年人对着她的耳朵说：小姐，知道东湖丽岛别墅吗？我在那里有一套房子，可惜，空了半年多了。那个中年人身高不足一米七零，怎么看也有五十出头了。她能看到他头顶亮晶晶的秃顶。他怎么敢这样跟她说话？她心里气得发抖，没有说话。对方说：你考虑一下，我是个实在人，斯文人，你应该看得出来。说完他慢吞吞地端着酒杯回到他朋友们身边，若无其事地坐下来继续谈笑。他的朋友看上去个个架子很大，出手不凡。
她想，如果我搬进去，能住多久呢？住到人家有新的候选人为止还是住到他老婆发现为止？难道自己永远住临时的房子，直到人老珠黄，客死他乡？
她想起别峰山，想起当初姐姐将她带进城里的情景。在那个一成不变、枯燥无味的山脚下，年纪轻轻的她时常满腹心事，想到在有机会开始真正的生活之前，生命就有可能在这里结束，她绝望不堪。她对真正的生活早有规划：她将住在没有群山遮挡天日的城市大楼里，成为一个什么店的营业员，每天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她站在柜台前，不断有人对她感兴趣，献殷勤，她的爱情会在那五光十色的店堂里产生，然后就是大把大把的甜蜜……她不断地给姐姐写信，诉说家里的沉闷和母亲的狠毒。她写得那么工整、那么认真，几乎拿出了所有学问。可是信写出去五六封，一点反应也没有，从十七岁春天写到十八岁夏天，田盼弟的耐心见了底，对姐姐的失望也到了顶点。姐姐造家里的反，自己不敢想；姐姐已经在花花世界逛几年了，自己呢，还只去过县城。一想到姐姐总是比自己过得称心，田盼弟心里就不舒服。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你。她咬着牙根想。
田盼弟暗地里做着进城的打算。她去找久违的姜老师。姜老师已经结了婚。杂货店老板的女儿把丈夫管得很紧，他手上没有几个钱。他让她站在街头一家理发店等了三个小时，然后把她喊到屋后，塞了六十块钱到她的手心，扭头就走，走出一丈多远，才回过头来说了一句：我只能帮你这么多，早点脱离你的母亲，远走高飞吧！
田盼弟牢牢记住电视上城市女人走路的样子，半夜里起来练习。终于有一天，她从田里摘黄豆回来，听到路上有人说她走路的样子很像城里人那样“骚”。她心里一笑，知道自己模仿得有点像那么回事了。田盼弟胸有成竹，以为自己掌握出门求生的技巧了。她定下六月二十那天出走。
六月十九，姐姐的路费和信突然到来。信上说她已经帮盼弟和招弟找好了工作，她还在信中对妈妈承诺说，一年之后，姐妹三个人的钱就可以把房子盖好了。妈妈叫道：这骚货自己跑了不算，还想拐走妹妹？后来她又觉得值得考虑。晚上她把两个女儿喊到跟前，让她们把麦子割掉就去找“大骚货”。一看到梦想即将变成现实，田盼弟一时之间转不过弯，站在那里直发愣。仿佛起步跑的哨子刚响，终点就到了。
瞧你这呆相，去了城里能挣到钱？一听到母亲怀疑，她赶紧强打精神，直起身子连连点头。妈妈的教诲听起来真像笑话，什么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到了城里两个人要拉着手，以免迷路。她心里笑她妈妈见识短浅，头还是点得像啄米鸡。
一星期后，她们要进城了。三丫头田招弟兴奋地大声说话，引得村上人都站出来看。田盼弟则十分沉着，仿佛这一走势在必行，天经地义。两个人拖着土布袋子，上车换车，一路颠簸，终于到了大姐所在的C市。
下了火车就是新天地。姐妹俩站在车站外等姐姐来接。一幢幢大楼像真正的庞然大物，脚上踩的是实实在在的水泥地。汽车从眼前飞过，好几次差点要撞上自己似的，转眼之间就绝尘而去。田盼弟惊呆了，张大了嘴却发不出声音，像第一次登上众目睽睽的舞台，不知道台词，不懂得规矩，不明白结局。面对田招弟幼稚的啰唆，她感到恼火和沮丧。她明白自己此刻一无所有，一文不值，这给了她致命的伤感。她长时间久久不语，像久经沧桑的女人。
但是很快，她镇静下来。过路男人扫过来的一个眼神，夜市里触手可及的新衣服，仿佛都证明了她进来了。急什么？她想。
田盼弟坚决改名叫田甜。她瞒着姐姐，耳朵穿了孔，戴上了耳环，用玻璃珠串成项链。她对周围的现实生活入了迷，把理不清的旧恨搁在一边，重新设立了捕捉男人的目标，不是村上的首富，不是小学教师，而是城里人。她变成了一个有事业心、精力充沛的人了。她和姐姐妹妹打成一片，尽量表现一个女孩子的柔美。她打心眼里看不惯姐姐雷打不动的脾性，为她不会打扮而摇头叹息，但还是热烈地赞扬她，希望姐姐把存折上的钱拿出来花。可姐姐总是能找到积蓄钱的理由：父亲有病，弟弟要上学，家里的房子要翻修等等。她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身上，把城市的繁华硬生生堵在宿舍门外。田甜明白，在此地，自己不过是贫下中农，根本跟不上这里的消费潮流。什么海鲜、酒吧、夜总会、“卡拉OK”、高级首饰、高档服装之类，对于她只是一堆新名词，只要有姐姐，绝对无法把它们变为现实。她每天站在堆满了各种工具和半成品材料的简陋车间里，手脚不停，累得汗流浃背，机器沉闷的咔嚓声简直叫人恼火。
时至今日，局势一如往常。田甜不明白一心想摆脱姐姐的自己怎么会在几乎彻底摆脱后又回到她身边？
她想起深圳，想到那所她住了一年多的二奶别墅。姐姐把她们从电子厂带出来后，管得更严。她被姐姐安排到医院服侍病人时多么委屈啊！委屈的田甜在听到病人哼哼时，假装在洗手间洗毛巾，晚上病人要起夜时，她明明听到了叫喊声，却装着睡得很死，在点滴挂得一滴不剩时，才磨磨蹭蹭地起来穿鞋，还打着长长的哈欠。就是这样，她也没被开除，因为每个病人都是短期的。她今天服侍这个，明天服侍那个，从七老八十的老太太到十几岁的大姑娘，她哪个没擦过身子，接过浓痰？这就是我到城里的目的？有几次在梦里她想杀死姐姐。她恨恨地想：这是个吸血鬼，是吊死鬼投胎的恶鬼。当年她把我比下去，逼着我读书，甚至多吃一碗饭她都会瞪眼睛，问她要钱买一件新衣服就是割她的肉。现在呢？干扰我的幸福，剥夺我的自由，让我在这个肮脏如地狱的地方陪着一帮半死不活的人苦度光阴，消耗我的大好青春……我要老死在这里了。
在医院里，她看到许多垂死的人。他们的床头柜上摆满了新鲜的水果。他们在水果篮里挑来挑去，不顺眼了就扔掉。他们冬天吃西瓜，一个大西瓜，只吃中间的一点点，然后就让她扔进垃圾桶。她馋得挪不开眼睛。她多聪明啊！知道她们挑的扔掉的不只是水果，挑的是高高在上的地位，扔掉的不是烂掉的水果，是像这种人才过的卑劣的日子。
跟姐姐的这两年她没一天不难受。早上起来就感到胸闷，一到医院就觉得窒息。下班的路上更糟，好像在沙漠里步履维艰地爬行，一进地下室，更如肩负重担透不过气来。只有在大街上，在摆满了货物的商场里，她才会呼吸到纯净的空气，才感到世界的奇妙和精彩，才觉得活着有那么点儿意思。幸亏幻想是自己的，否则真把她给毁了。
她相信城市的奇异和美丽是朝着她开放的，总有一天她能够彻底摆脱“过去”和“姐姐”这两样最讨厌的东西。
机会来得太突然了。有一天她在服侍一个老太太时，心不在焉地看窗外，把老太太刚尿过小便的不锈钢尿盘“嘭”地一声掼到床底下，老太太被吓得眼皮直翻。隔壁病房一个病人的朋友站在门口看得清清楚楚。田甜出了病房时，那个男人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在特区是不会做这个的。
田甜顺嘴反问：特区的女人不做事么？她瞟过去一眼，尽量装着对陌生人的搭讪不感兴趣，可是她回话的速度太快。
做她们想做的事。那个男人一下子看到这个女孩子张开的欲望。他说：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整天呆在别墅里，有吃有喝有新衣服穿。她把身子转过去看着他。真难看：蒜头鼻子，高颧骨，年龄有四十来岁，肚子腆出来，脖子上的项链有护士的怀表链那么粗，到底是黄色的，分量不一样。但这决不是田甜的理想，她又白他一眼。
特区有一些女人，不如你漂亮，却天天呆在别墅里，不用上班，不用干端屎倒尿的脏事儿。
他说话舌头打了结似的，吐出来的字歪里歪气，不专心致志一句也听不确切。但他的裤子笔挺，西装的料子也看得出是上等货。田甜识别其他东西的能力虽然弱一点，但对于服装却有天分。他的精致把她的粗糙照得清清楚楚。本来她一直穿着工作服，如果不是不小心，她是不随便暴露自己的寒碜的。但是有些东西是藏不住的，她脚上的人造革鞋，她工作服下面露出来的起了毛的老式裤子就藏不住。每次她穿着这些被人一看到底的衣服，就对姐姐来气，恨她姐姐吝啬，今天也不例外。这个男人左看右看，怎么着也都看清了。因为恨和自卑，有时她反而会脸皮厚，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她若无其事地说。
我一看到你，就替你惋惜，女人哪能做这些事？这儿没几座像样的大楼，外国人也少——外国人少的地方说明落后，不发达，难怪女人都穿得跟乡下人似的，再漂亮也埋没了。
他的话使她的恨和自卑里又多了一份隐隐作痛。她觉得自己渺小得像一只蚂蚱——蚂蚱倒没人捆着，而她到哪里都被限制着自由。
她并不傻，知道他这么说有目的——我们到这儿来不也有目的吗？她轻而易举地在心里接近了他，可是对方不知道。第二天她一来，他就把一只粉红色的星形电子表套到田甜的手腕上，田甜拉扯了几下就默认了。她见过这类玩艺儿，不就是手表嘛。可是对方说：只有你才配得上。田甜留了个心眼，抽空去了趟百货大楼。百货大楼里有块一模一样的手表标价一千二百八十元。她对着价格看了半天，还把手上的这块拿出来三番五次地对照，最后在售货员的鉴定下确定自己戴的确确实实是一块一千二百八十元的表——差不多相当于她半年工资的东西。她一下子觉得自己成了电影里的女主角，当时就哭了。她哭自己命苦，什么都买不起，哭自己倒霉，遇着这样的姐姐，更哭自己冤枉，长得如花似玉却只能给人端尿盆子。她忘记了一切，单记得自己的好处和辛酸。
那天下午，她破天荒没有上班，在街上游逛了半天，心里有些徘徊；想找个人商量，可是一想到要回到地下室，心就痛得发慌，像被什么东西揪住。她想到姐姐肯定会喝令她醒来，向她问长问短，嫌人家年纪老，嘲笑她的幼稚。我怎么就幼稚了？我就要幼稚！赌了气的田甜决定自己做主。
她跟随那个男人登上了去深圳的火车，感到新生活的希望也跟着跳上车来，悄无声息，没人注意就成了事实。到了夜里，那个男人趁着旅客都昏昏欲睡，从下铺爬到田甜的上铺。床铺太小，那个男人费了好大的劲也挤不进来，半个身子挂在半空中，田甜一再往里让，最后歪着身子才算让他挤进来。她听到火车巨大的压倒一切的声响，感受着肥大的手在她身上游动。她心里难受，身体也难受，可是一想到将来的幸福，连一点点声音都没敢发出来。她不是不觉得羞耻，但她反抗什么？反抗新生活吗？她想起可笑的姐姐天天买报纸，遇到烈性女子不畏强暴的新闻，她就坐在床上大声地念，反复地念，直到妹妹们耳朵听出老茧为止。田甜在男人一起一伏中想着这些，“宁死不屈”？“被人强奸”？她情况不一样，她是有人疼的，她明明听到他说爱她来着，给她买那么贵的表。那么贵，有什么不值得？她释然了，希望对方得到满足，不让对方知道她左右难受，她铆足劲忍受着。这种过分的忍让只有抱着巨大牺牲精神的农民的女儿、受了许多打击和委屈的女子才能做到。她看到这个男人用打火机凑着床单看到了他想看到的一切，脸上也有了满意的神情，她想贞操总算在合适的地方发挥了合适的作用。田甜趁热打铁，捂着脸抽泣起来了。她用电影里的台词说：陈老板你可一定要对我负责，我可是把最宝贵的都给了你。男人面对几个上下铺探出来的脑袋，恨不得跪倒求饶，当着车上各种各样的面孔发下毒誓：如果我对你不好，叫我被火车撞死！田甜停止哭泣。男人的毒誓使她放下心来。相信事情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糟。可是到这时为止，这个男人多大，做什么工作，她都一无所知，她被冲出牢笼的心思填满了，以致忽略了应该不应该忽略的一切。
到了深圳的田甜对未来并没有多少准备。她的向往是盲目的。男人怎么样才算是好中之好，她并没有自己的标准，也没有经验可谈。那所房子在郊区，放眼望去，一排排一座座全是二层洋式建筑的别墅，小区里几乎不见人影，偶尔有个保安走动，一股冷冷清清的味道。房子里是另一番天地，这里从打蛋器到洗发水一应俱全，住进来就可以像正常家庭那样生活。对田甜来说，那么多东西闻所未闻：整体浴房、电吹风、空调、吸尘器、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水果削皮机、洗碗机……她怀着不明确的希望感到模糊而具体的幸福。对着镜子，梳着头发，田甜觉得自己美丽又幸福。她想，姐姐，你过过这么好的日子吗？
她适应得非常快，对自己的外表无微不至地讲究。她无师自通，晓得怎样把眉毛画出棱角，口红的颜色也选得好，这到底是她的强项。她在卧室的床前放了一个大梳妆台，梳妆台的大镜子把她婀娜多姿的胴体展现得淋漓尽致。她戴着胸罩在镜子前来来回回走，训练自己的姿态。光着身子使她知道弯腰肚皮上有赘肉，因此要吸一口气。她把头发染了色，烫了卷发。广东商人偶尔说这样显老，她第二天卷土重来，拉成洗发水广告上那样直的头发，广东男人果然喜欢，摸着摸着就激动了，说了许多恭维话。
她在开创新生活，不再听到姐姐的责难，地下室姑娘们恶毒的嘲笑。她不止一次地想到姐姐：没有你管着，我不是没饿死吗？其实在田甜的潜意识里，真正想要问的话是：为什么我这么幸运，能够过上这样的好日子？这么好的男人为什么轮到我？
她内心认为这样好的东西应该是属于姐姐的。
下载【看书助手APP】官网：www.kanshuzhushou.com 无广告、全部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