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菜鸟毛贼武庆辉，这辈子第一次动手偷东西，就拿走了故宫里的8页金册和5把宝刀，此案震惊全国，结果因为舍不得花钱的买票坐车，逃票时候暴露了，最后被判了个无期徒刑。

既然有人下手成功了，肯定就会有其他人惦记，于是在武庆辉作案的三年之后，西安一个叫孙国范的男人，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孙国范当年36岁，身高1米75，身体很强壮，一张大黑脸，一看就不像好人。

他可是专业的，是个行走江湖的大盗，平时就是靠着这个手艺谋生的，技术还不错，吃喝不用愁。

孙国范听说了武庆辉的光荣事迹之后，差点没乐死，这他妈的是个什么玩意啊，这点智商也能去偷故宫？

笑完之后他突然意识到，这故宫的防范也不是那么牛逼，估计和自己村里的粮库也差不多少，自己应该也可以去搞一把。

打定主意之后，他马上买票去了北京，到了故宫观察了几天之后，发现果然防范不咋地，所以马上就准备动手了。

1962年4月16号下午，孙国范买票进入故宫之后，找了个角落藏了起来，他也是借鉴了武庆辉的做法，只不过稍微有点区别。

武庆辉是藏在了厕所里，孙国范则是藏在了厕所后面的夹缝里，另外武庆辉是用木板做支撑，翻进了珍宝馆大院，孙国范去的时候，珍宝馆墙上正好搭了一个脚手架，，他很轻松的就翻进去了。

接下来的流程就一模一样了，也是上去一脚踹碎了养性殿门上的玻璃，然后钻了进去。

进到里面之后，给他激动坏了，这一屋子的宝贝，眼瞅着就是自己的了，接着他掏出一根擀面杖，把展柜的玻璃打碎，开始有选择性的拿东西了。

他先是拿了几个金盘子和金碗，然后去了另外一个展柜，看到里面有两个大印，二话不说直接砸开拿走，塞进包里转身走人。

这两块大印，一块是著名的皇后之宝，是清朝专门给皇后证明身份的印玺，重1.8公斤。

另外一个是广运之宝，当年乾隆皇帝做了25个宝印，作为象征国家政权的权威印玺，分别用在不同的场合，广运之宝是最后一枚，重量高达18公斤。

算上之前拿到那些金碗金盘子，孙国范一共拿走的宝物，总重量24公斤。

孙国范算了一下，这辈子光是靠卖金子，也够自己活了，于是赶紧溜之大吉。

这小子出来之后，和武庆辉一样，也是想爬上了墙头，在上面找出口。

但他没想到的是，故宫既然被盗了一次，防范措施不可能一点都不改进的，所以孙国范刚爬上去，差点被吓死，墙外全都是人，已经来了一堆警察了，把这里团团围住了。

原来武庆辉盗宝之后，故宫方面也一直在研究怎么防范，提高安全措施。

1960年，公安部门研制了一种报警设备，是新中国第一台声控报警器，于是马上把这东西放进了珍宝馆里。

如果半夜有人进了珍宝馆，报警设备就会给保安部门发出警报，但是现场不会有任何动静，所以孙国范虽然顺利的拿到了宝贝，但是早就惊动保安部门了，这还是他跑的快，不然就被堵在大殿里面了。

孙国范没办法，只能在墙上面爬来爬去，中途他还扔掉了最重的那个广运之宝。

可惜没一会功夫，他就被一个警察发现了，一声暴喝过后，这小子乖乖的下来投降了。

整个抓捕过程非常简单，但审讯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孙国范非常狡猾。

警察先是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孙国范张口就来：“我叫张振昌，山东曲阜人，在兰州的一家建筑公司上班。

警察这边赶紧和兰州方面联系，很快就确认了，根本就没这个人。

接下来这小子就死活不承认了，警察提取他的指纹做了对比，发现和之前别处发生的两起重大盗窃案对上号了。

一起是1959年7月9号，兰州市红枫技术所，丢了56块手表，价值上万元。

另一起是1959年9月14号晚上，郑州市大众旧货店保险柜被偷，丢失现金6770元。

这两起案子的涉案金额，在当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警察由此确定，这小子身上肯定还有不少事。

审讯了几次之后，孙国范感受到了，警察可能查到他以前的事了，如果自己再不老实，估计就得受苦了。

于是他开始主动交代问题，先是说了那两起盗窃案，然后又深刻的反省自己，态度非常诚恳。

警察看他这个态度，接着问他：“既然案子都交代了，你为什么还不说你的真实身份？”

孙国范沉默了一会，长叹了一口气说道：“算了吧，我和你们实话实说吧，其实我这辈子，命运非常悲惨，我是一个姘头的儿子，都到这时候了，我也不嫌丢人了，之前我不好意思说。”

接着他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讲了起了下面的故事：

我爹叫徐文义，在济南开了一个煤铺，然后认识了一个姓黄的姑娘，1936年两人私定终身，住到了一起，没多久我娘就怀孕了。

结果我爹为了躲债，跑去了外地，我娘把我偷偷生下了，取名叫徐寨子，我十岁的时候，我娘也生病去世了。

后来我遇到一个姓张的人，收养了我，给我改名叫张振昌，但是没多久，养父也死了，我只能过着乞讨要饭的生活。

这段时间我很想念亲生父亲，听说他在西安落脚了，本来我想去西安寻亲的，但年龄太小了，就只能在济南一个自行车修理铺里当学徒。

一直到了1957年，我21岁了，这才来到西安找我爹，我先在建筑工地当临时工，暂时糊口，一有空了，就去找我爹。

苍天有眼啊，后来我终于找到亲爹了，他在西安开了一个小酒馆。

这段故事合情合理，身世太惨了，几个警察都有点同情他了，但事实还得去核实。

很快结果就出来了，警察去济南那边，找到了他嘴里说的修车铺，人家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接着警察又去了西安，按照孙国范说的地址，很顺利的找到了一个72岁的老头，叫徐文义。

警察问他：“你有个儿子叫徐寨子吗？”

老头点了点头说道：“有啊，咋了？”

警察接着就把孙国范交代的事情告诉了老头，向他核实情况。

老头告诉警察：“我是山东桓台人，当年确实有过这么一回事，我当年离开济南之后，就来西安定居了，后来又结婚了，1957年冬天，一个小伙子跑来认亲，细节都能对的上，给我高兴坏了，我没想到竟然能父子相认，我和老伴一直无儿无女，我赶紧大摆筵席，庆祝父子团圆，又根据家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徐学荣。”

老头讲完这些话之后，警察也蒙了，和这小子说的都对上了，但却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于是回去又开始提审孙国范。

警察告诉他：“你小子知道你犯的罪有多重吗，第一，盗窃国宝，还有之前的两起重大盗窃案，加在一起绝对够枪毙你了，第二，你拒不交代，这是罪上加罪，更得枪毙。当然了，你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首先，你偷的国宝没有损失，也算是完璧归赵了，第二，你当时没有拒捕，第三，如果你能完整的交代罪行和身份，最后给你留一条活路，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几条列出来之后，孙国范抗不住了，终于全部交代了：“其实我大名叫孙国范，江湖人送我外号孙黑子，我是河南省舞阳县拐子王乡人，家里还有老婆和儿子，解放之前我们当地土匪很多，我16岁就当土匪了，老大就是名震八方的杨大庆，我刚加入的时候，没什么功劳，只能跟着别人去绑票抢劫，时间一长，他们就让我露一手，做点贡献，后来我就带他们去我们村，把一个叫孙书典的家抢了，后来我怕孙书典认出自己，就回去把他打死了。”

“1949年解放之后，我和杨大庆被抓了起来，给我俩判了个死刑，打算开国大典之后，就执行枪决，但天无绝人之路，十一那天热闹的很，我趁乱跑了出来，之后就到处游荡，走到哪偷盗哪。”

孙国范还说完这些之后，警察都惊呆了，这是个死刑越狱犯啊，然后就接着问他：“你和那个叫徐文义的老头是怎么回事。”

孙国范听了之后，得意的说道：“1957年冬天，我到西安的时候，总去那个小店喝酒，那老头喝多了就跟别人说这说那的，我无意中听到了这些信息，我就跟他玩了个套路，你想到他一下就上钩了，我就想找个安稳的落脚点而已。”

一切交代完毕之后，孙国范还小心翼翼的问警察：“这回我可一点没有保留啊，说的全是实话，能不能给我留一条命啊？”

1962年11月2号，法院判决孙国范死刑立即执行，孙国范当时都崩溃了：“不是说好了如实交代留条命吗？”

他想的太简单了，就他犯的这些事，就是自首一百次，也难逃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