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挂职，就是借调，人事关系留在乡镇，工资通过乡镇发放，人在城里上班。之所以借调的名额还需要用考试来竞争，因为很多人非常希望自己能过几天城里人的日子。

其实，我和市建设局还是挺有缘分的。当初在该局的二层机构园林所实习期间，本希望毕业后能有机会到局里工作，最不济也能到所里就业。没想到实习结束后就没了下文，我一度打消了到这里工作的念头。待业期间我去参加招聘会的时候，再次遇到该局在那里设点招聘，投了《推荐书》后，我又一度重燃了到该局工作的希望。没想到后来还是没有下文。更没想到的是一年多后我真的进入市建设局工作，命运兜兜转转，我终究还是来了，而且在局里还遇到了当初在招聘会上接受我的《推荐书》的李副局长和另外两位工作人员，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到市建设局报到的第二天，我照常来到局里上班，在单位门口，我第一次见到了局长和另外两位在同一个市直单位挂职的大学生村官。

局长姓余，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平时不苟言笑，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实际上很和善，性格很豪爽。

两位挂职的同行都是女性，一位叫小川，一位叫小妮。小川是我的大学校友，广西大学农学院观赏园艺专业（专科）毕业，一度当上老乡会的理事。小妮和我是同一天到局里报到的，我们也见过。她俩都是大我两届的村官。能在一起工作是一种缘分，我只是没想到，多年之后我们还会到另一个单位成为同事，更没想到，自己会莫名其妙地被卷入她们其中一人与其他人的纠纷当中。

我们三人都被分在公用事业管理股，这个股的名称有点难以理解，它的曾用名却很好理解，就是市政股，主持和管理市政建设的，换名不换工作。

这个股恐怕是局里人数最多的，我们来到之前有5个人，一个股长姓周，一个副股长姓范，一个女性工程师姓蒙，一个老年工程师姓什么我不记得了，一个中年技术员。我们报到以后人就更多了，整整坐满了两个办公室。

我们刚到的时候有些拘谨，但股里的老同志对我们非常和善，尤其是那位中年技术员，从局里的二层机构市建筑公司抽调上来的，姓蓝，在往后的很长时间里由他带我开展工作。

刚开始的一个星期里，局里没有给我们安排任何工作，我们每天上班时间能做的只是静坐在那里，然后一杯一杯的喝水，直到下班。那一周，股里的桶装水消耗得很快。

没事干的时候，我会一封一封地给阿民写信，结果与以往一样，没有任何回音。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和她已经不可能了，便停止了这种无谓的纠结。

第二周，我们开始接到局里交给的第一项任务。

当时，市区一条主干道人行道改造工程启动，局里考虑让我们三个到现场实施监督管理。这种工作谈不上什么繁重，也谈不上什么组织上对我们的考验，也就是到现场看看，每天把进度告诉局里就行。对于土建，我们懂什么？我一个学种果、种菜、种花的，小川一个学种园林植物的，小妮一个学财会的，貌似都沾点边，到了现场却都一窍不通。所以，那段时间我们跟傻子一样在工地转悠，好像很忙的样子，却什么都做不了。

大学生村官挂职，不过是市里为了缓解市直单位用人荒而给他们找一群帮手来而已，谈不上锻炼我们，也并不指望用我们的力量让市直单位的工作上一个台阶。

正当工程热火朝天地进行之时，市里来了通知。他们在市区内某高校办了一期大学生村官培训班，请我们自由报名参加。接到通知后，大多数同行都去报了名，包括小川和小妮。但我对此却不是很感冒，每天照常上下班，直到培训班上课的时候我还在工地转悠。后来，连我母亲也知道了这个培训班，她还得到消息，参加培训班结束后的大学生村官都会转为国家正式干部。那几天，她一个劲地催促我，甚至声泪俱下。然而报名已经结束，我感觉现在去已经来不及了，心中也十分纠结。母亲不死心，她找关系给我报上名，最后在她的软磨硬泡下，我扭扭捏捏地参加了后半段的培训班学习。考试是以开卷的方式考的，并不限制通过的名额，这种考试要是再不通过那就说不通了。考试结束后的一天，市人事局再次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一位副局长拿着厚厚一摞红色的证书，宣告我们全数通过，似乎在向我们传达一种希望——转正指日可待。他手上拿着的大概就是《转正证书》了，我们满怀期望地看着那摞鲜红的本本都高兴不已，现场气氛达到了顶点。

然而，我们花钱花时间参加一个星期的培训，眼巴巴地等着自己华丽转身成为国家干部，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并没有等来期待中的《证书》，也没有等来渴望已久的转正，这一个星期的培训，这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等待，换来的不过是又一个不了了之的所谓组织考察。我们这些人终究还是太年轻，那些年，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政策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很多机制正在走向规范，走形式般地转为国家干部正变得越来越不现实，2002年，离《公务员法》出台已为时不远了。

为此，我还埋怨了母亲，埋怨她怂恿我参加培训，结果培训了个寂寞，什么都没得到，就像当初极力怂恿我买电脑，结果买了个大麻烦回来。对此，母亲也很尴尬，她也不知道是这个结果呢！

我终于看清了母亲的性情，她虽然是一片好心，但做事做决定总是不够理性。在我填报高考志愿的问题上、在买电脑的问题上、在和阿娟交往的事情上、在大学生村官培训的过程中，她那个不了解情况却喜欢对人指手画脚的毛病一直改不了，在很大程度让我走了很多弯路。从那以后，我开始变得有主见，不再听任母亲改变我的想法。若干年后，母亲再次试图影响我的决定，但我的坚持为自己挽回了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这是后话，后面会说到。

人这辈子需要经历很多件事，每经历一件都需要有所感悟，转正泡汤后，我不再相信什么轻轻松松地转正，也不再奢望什么随随便便的入编，那时的我，只想一门心思做好挂职单位的工作，一段时间内，再有什么类似的活动自己都不会去侧目。因此，9月份，这个年度的公务员考试简章出台，我听说后没有太在意，因此也没有去报考。

记得2002年的自治区公考，本地抛出大量的岗位招考，包括市（县级市）直单位也有很多，而且这些岗位对于学历的要求非常高，很多只招本科毕业生。现在想起来，我当时要是报考，是很有机会上岸的。事实证明，我是被上次不了了之的入编培训给弄得过于冷漠了，一时间，我不相信任何足以令自己改变命运的机会，加上我满足于当前的工作，没有作长远考虑，因此错过了那次难得的考试。

没错，是这样的，我在市建设局工作很满足，因为我有成就感，成就感让我有满足感，因此除了做好工作，我不作他想。

20多年前，你很难想象在一个县级重要直属部门全日制大学本科学历的工作人员有多稀缺，可谓凤毛麟角，我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带着新思想、新理念、新知识来到这里工作的。

余局长是个敢想敢干的人，他的到来让全局焕然一新，至少是硬件上的。

那时候，电脑还是稀罕物，一个单位有个一两台便已经算是奢侈。建设局也如此，只有局办公室有两台配置早已过时得离谱的烂机子。即便是学术氛围最浓的设计室，平时多数人也是用手工绘图，只有出图的时候才有幸用上为数不多的电脑。

别看局长一副大老粗的样子，他对新兴事物很敏感，刚到局里不久，看到局里需要车辆，他大手一挥，买来一大批五菱面包车，一个股室一辆，那时候这玩意儿可是稀罕物。看到局里缺电脑，他又是二话不说给买了一大批电脑，一个股室一台，设计室甚至一人一台，简直把局里的干部职工唬得又惊又喜。

当电脑买回来的时候，局里的干部职工傻眼了，他们从来没碰过这玩意儿啊，大多数人连开、关机都不会！

那个时候，我一看，虽然自己计算机水平也仅仅过了一级，但电脑开、关机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就算自己再笨也是易如反掌啊！于是，在我的手把手帮教下，很多老同志终于学会了这项基本操作。

我这两下子在解决一些电脑基础问题上还是够看的，接下来，我这个在大学里连电脑一级都一度不及格的菜鸟，居然在一个县级行政机关成了技术权威，同事们都把我当成全局的电脑管理员，他们使用电脑出现问题的时候，想到的不是电脑公司而是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忙上忙下，跑前跑后，为他们解决了很多麻烦。

不得不说，被需要是一种幸福，做成很多事情的时候的确有成就感，成就感就是获得感，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岗位了，因此，即便是转正、提拔都让我不屑一顾。

那年公务员考试，局里招两个岗位的人员。笔试一轮下来，总共四位考生入围面试。面试的时候我作为招考单位的工作人员去考场担任传递员。考试最后的结果是局里的两位股长成功上榜。一位姓吴，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我们区的副区长，副处级。一位姓黎，后来成为区交通局的副局长，享受正科级。当时看到他们成功上岸，我没有一丝羡慕，也许是满足感蒙蔽了我的心志，那时我居然没有一点想法要改变什么。

我们当地生产甘蔗，蔗糖工业十分兴盛，每到甘蔗收获的季节，当地一家食品公司下属的两家糖厂便开足马力奋力生产，产出的蔗糖和相关产品远销海内外。

2002年9月，正当我沉浸于工作上的满足感时，本地蔗农因为甘蔗收购价格问题与厂房产生了纠纷，来自各个乡镇的蔗农聚集到食品公司和有关部门请愿、上访，很快演变成为重大社会事件，这件事后来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

为了把事件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消除，市里组织市直各单位组成工作队，下到各乡镇、各村（社区）开展维稳工作。当时我作为局里的工作队员之一，到某乡开展工作。

谁不想好好过日子，谁不想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其实，普通的群众也是和平表达诉求而已，只不过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引发了一些冲突。我们与群众面对面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都十分配合，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离谱，因此，我们的工作很顺利。

只不过，群众有群众想法，那就是只要你看得起他们，什么都好说。怎么样看得起？简单，你不嫌他家脏乱，你不嫌他的酒菜难吃那就是看得起，你要说服一个群众，和他大醉一场比把话说破天都有用。因此，那天我在三户群众家做工作，酒也喝了三场，我是处处喝满全场，杯杯来者不拒，也就连续大醉了三场。到了晚间黎股长用车将我送回局里，我甚至连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无奈，我只好请了一辆三轮车将自己送回家。刚关上家门，我实在顶不住了，双腿一软便瘫倒在地板上。我母亲听到动静，感觉不对劲，便下楼来查看。见我像烂泥一样睡在那里，也是吓得不轻。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我扶上楼，我再次瘫倒，她却再也没有力气挪动我了，只好任由我躺着。不知睡了多久，半夜醒来，我感觉身上异常难受，像癌症晚期那样浑身说不出的难受。实在受不了，只得大声叫唤。叫声惊醒了母亲，也闹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母亲怎么抚慰都没用。到了第二天，依然四肢软绵绵、浑身就像要炸裂开来一样。

第二天还得下乡维稳，然而我知道自己去不得了，于是战战兢兢地给局长打电话请假，想到电话那头局长那张极不情愿的表情我就心里发怵。

好在局长勉强答应下来，我在家休息三天后才重返维稳乡镇。

广西的酒度数不高，广西人的酒风却异常彪悍。在广西，论酒风彪悍成都，桂西北人敢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这里是个不努力喝酒就没有朋友并且办不成的地方，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也只得入乡随俗，吃饭喝酒在所难免。然而，凡事有个度，即便在桂西北这种地方，喝酒也可以用技巧，保护自己也是有办法的。用后来我的一位领导的话来说：“酒量好不叫厉害，能让别人喝而自己不喝才叫厉害。”

被民间的酒狠狠伤了一次后，我很注意保护自己，再也不敢纵酒。

事情平息后，我再次回到公用事业管理股工作，还是协助局里搞市政建设工作。

市政工作和园林工作有交集，所以我有幸再次与园林所的老朋友共事，感到非常高兴，有种回归老集体的兴奋感。

在工作中，实习期间曾经带过我的技术员阿伟问我：“你毕业后，所长曾经为了把你要到我们所工作跑找了很多关系，你为什么不来？”

我一头雾水，双手一摊说：“我不知道啊，都没人告诉我所长为我做的这些事情。毕业后我一直在为找工作伤透了脑筋，巴不得来所里。要是真的能来，我怎么可能不愿意？”

这时，我才知道，虽然实习的时候我笨手笨脚，因为我服从安排、踏实肯干，但是所里上上下下还是十分欣赏我的。那年头这种地方能来个大学生不容易，所里本来不想放过我，于是所长到处跑关系想把我要来。实习期间很多同志对我吼过来叫过去，实习将要结束的时候却突然对我大献殷勤，原来是想留下我啊！只是因为种种不为人知的原因，我居然痛失那个工作岗位。我恍然大悟，也扼腕叹息，事到如今也只得感慨命运无情。

2002年12月份，市里突然来了新动作，他们把所有在市直机关挂职的大学生村官考核一遍，包括小樊、小林这帮先前到市里的和我们这帮后面通过考试来挂职的一并弄了个遍，说是选一些去乡镇担任团支部书记和妇联主席，享受副科级待遇，相当于转为公务员。

有机会转正，按说我应该高兴，但我压根就不想去。转正又怎样，公务员又如何，好不容易回城，我才不去乡镇受那个罪呢？结果组织人事部门来市建设局考核的时候，面对考核组的询问，我直接表示愿意留在局里工作。而且局里大多数干部职工给我们三个的任用建议也是“留用”，结果那一次我们三个都没有上岸，继续留在局里。

其实，无论我怎么表态、无论人家如何推荐，都对结果没有丝毫影响。因为那一轮通过考核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员来自市委办、市政府办、市委组织部挂职的大学生村官，包括小樊、小林、小彭这些人全都“中奖”了，其他部门挂职的一律靠边站，就连在市委宣传部挂职的都不行。果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在关键人物手下做事的人就是有优势！

不过，我对此没有一点在意。还是那句话，我自我感觉良好，在市直机关挂职很不错，能发挥技术特长就行，没必要到乡镇受那个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