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乡、会试分场去取的构想，虽然不乏支持者，尤其在张之洞系统的官员、学者中颇得赞誉，但是，这一办法也并非无懈可击。?白?马`书`院! +勉`沸^跃·黩_就在张、陈戊戌新章刚刚奉旨颁行后，吴汝纶在给新科翰林傅增湘的私信中，就批评分场去取之法，谓“欧公先考策论，后改（考？）诗赋，乃先易后难”，而今头场考中国史事、国朝政治，二场考西政西艺，三场考四书五经，“乃先难后易，适与欧公相反，何谓用欧”。故吴汝纶认为，应“仍三场连考，不用欧公去取之法”。[36]
如果说吴汝纶的声音介于朝野之间，且不免李鸿章系统对张之洞的“偏见”，那么，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的意见就必须认真考虑。礼部于戊戌年七月初二日就张、陈科举新章拟定详细章程十三条，其中五条都是针对分场去取而发。
一是揭晓期限问题。礼部一则谓“乡、会试士子例于初八日入场，十六日三场完毕。现定随场去取，二、三场须俟前场发榜后，再行投卷入场，揭晓例限自宜稍为宽展”，再则称“现在更正新章，内外帘一切事宜均不能复循旧制，各省中额及应试人数多寡不同，其如何每场酌定期限之处，臣部实难悬断”，顺势将球踢给了各地：“应请饬下顺天府府尹及各直省督抚体察本省情形，速议具奏。~幻.想/姬+ ?勉_废`岳+黩`其会试场期，应俟乡试议定后再行核议”。二是每场取中名额问题。针对张、陈提出的首场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礼部根据会试及顺天乡试通常约取中三百名的情况，计算其首场需取录三千余名，“其余大省乡试均在一千名上下，而各房荐卷又须浮于所取之数，计考官每人校阅，多者千五六百卷，少亦将及千卷”，认为大大超过了以往乡、会试中主、副考官校阅的头场荐卷之数，“即使宽其日限，亦恐难于精审”，因此建议变通处理，“但照入场人数酌定去取，每场以次递减，不必尽拘十倍、三倍之额，应统由该府尹、督抚通筹妥议，一并复奏”。三是誊录、对读人手问题。既定随场去取，则“二、三场以后誊录书手、对读生均可递减其数”，礼部认为应由“监临等于每场事竣，核计下场应用若干名，分别留遣”。四是防弊问题。随场去取后，三场人数最少，礼部建议“令各监临于三场点名后，或在誊录所，或在贴近至公堂两旁号舍，将诸生扃试，另派妥员随同监试官昼夜搜巡”。!咸¨鱼+墈!书? +首~发^五是发榜问题。相比以前，由于头、二场也须发榜，但又要与最终正榜区别，所以礼部设计了一套比较复杂的程序。[37]
我们知道，礼部遵照戊戌年五月初五日废八股、改策论之上谕，于二十二日上奏了乡、会试详细章程，刚刚准行，却被张之洞、陈宝箴的科举新章推翻。礼部当局自然甚觉脸上无光。而张、陈新章准行后，礼部又须据此新章重拟详细章程，且此番变动尤大，则礼部当局有些愤懑不平之气，也就可以想见。所以针对随场去取这一重大变动，礼部既然不能直接反对，就条举为难之处，并屡屡“不敢悬断”，建议顺天府尹和督抚妥筹具奏，以“不作为”表达不满。进言之，礼部对分场去取之法，是不以为然的。就在七月初二日礼部的详细章程刚刚准行后，十一日，安徽学政徐致祥奏请岁、科两试照乡、会试新章，分场去取。奉旨礼部议奏。旋遭礼部议驳。[38]
明了戊戌变法时期礼部的这一立场，尤其是其针对分场去取的可操作性提出的种种质疑，有助于理解辛丑科举新章从奏请到出台过程中，何以权倾一时的刘坤一、张之洞反复建议采用分场去取，但均被否决的历史过程和复杂原因。[39]
辛丑年四月，即《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还在讨论修改之时，刘坤一、张之洞已联衔电奏，请先颁布变科举明谕，即包含分场去取之法。[40]斯时清廷未有表示。随后六月递到行在西安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亦如是奏请。迨七月十六日，改科举的明发上谕虽然基本采纳了刘、张的建议，但并未接受分场去取之法。
此时，礼部正会同政务处拟定科举详细章程。张之洞希望通过再次陈奏，将分场去取之法纳入正在制定的详细章程。为此，他于八月十七日致电鹿传霖，以期获得支持：“学堂不说明给予举人、进士出身，天下不能鼓舞。科举三场不分场发榜，去取不能认真。此两层关系人心、人才，十分紧要。鄙人拟再陈奏。公卓见如何？”[41]然而，中枢对于分场去取不能接受，鹿传霖也未必以为然。九月三十日，刘坤一、张之洞再次联衔电奏，先说“改科举一事，已奉旨允行”，接着重申分场发榜的主张，并不厌其烦地解释其益。
首先，“可以防考官草率偏重，三场仍如一场”，盖“惟有分场发榜，则场场认真，互相维持，有实济而无流弊”。张之洞还不忘引欧阳修、钱大昕之论以张其说。其次，由于乡试发榜，“中省约须一月，大省加多，寒士候榜日久，资斧艰难”，同时“场内誊录，场外游民，动滋事端，极费弹压”。更重要的是，“校阅者为多卷所困，房官草率，主考疲劳，于甄拔真才之道，种种有妨”。故“若分场发榜，寒士免久候，内外帘各官免昏疲，地方少事端”。再次，针对分场发榜，揭晓期限必须延长的质疑，刘、张解释说，“假如中省头场八月二十五六日发榜，二场九月初七八日发榜，三场九月十五日发榜”，比此前“仅多五日，而人数既少，事简弊清，经费转可节省，洵为一举数善”。至于头、二场发榜需要的额外手续，他们认为“或即照学政岁科考先发红号，尤为简速”。与此同时，刘、张主张废除誊录，因为“讹脱毁失，作弊改窜，大省尤甚”，“万卷笔迹”，考官无法一一辨识，“若欲舞弊，仍可藏关节于字句之中”，故防弊实不在此。其实，张之洞之所以突然主张废誊录，似与分场发榜有关。盖揭晓时限过长正是分场发榜被质疑之处，而采用誊录无疑揭晓时限会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