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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中文 >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 第73章完结

第73章完结

兄此次侥幸,实出望外。′n.y\d·x~s¢w?.~c-o/m~所虑者,湖北中者皆善楷书,而兄独否,虽得进士,终无用耳。兄现所希冀者,惟用京官入进士馆,方有出脱之日。倘不幸而得即用,则终身入傀儡场,永无复快意之望矣。然今科十三人,惟兄字最劣,又安禁其不即用也。焦灼焦灼。[50]

汤化龙随后以主事用,做京官、入进士馆的梦想有惊无险地实现。不过,以汤化龙学问才华之出类拔萃,未能点翰林,在许多人看来,未免可惜。然而,湖北长大的汤化龙已颇趋新,而其家亦甚开通,与他壬寅年同榜中举的弟弟汤芗铭此时已经赴法留学。汤化龙于当年九月致汤芗铭的家信中,贬斥科举、翰林,赞美留学。虽然不能排除与陈黻宸同样的酸葡萄意味,且有鼓励其弟坚持游学的意涵在,但也未始非其真情之流露:

中国科名万不可恃,得一翰林,不足聊生,视外国下等工人月可得洋三四十元,犹且弗及。兄前于朝殿试时,敢于违格,实怀此意。以今体察,尤觉不虚。吾辈以印结之资助,月可得六七十金。薪桂米珠,当可(以上叶1)供给。使兄得翰林,则且仰屋束手,为饔飧虑矣。然而世情习惯骤难更移,金马玉堂,视同天上,三五涂拭少年方且以此自鸣得意,花间柳市,车水马龙,对人扬扬道是玉堂香案吏,惟遇虬须深目客,则退避三舍,冷眼旁视,大是可怜。0·0¢晓*税,徃! /追?醉.辛¢漳~截`每以是与人言,彼昏皆掩口胡卢,以为牢骚不平语,其实下怀鄙此久矣,不自今日始也。勖(?)哉,吾弟于科名外能自树立,即是上品人物,况将来成就实出科名万万乎。[51]

陈焕章后来亦说“当日犹幸用中书,入进士馆,苟外用知县,则一行作吏,困于风尘,且不获赴美留学矣”。[52]黄为基(即黄远庸)就没有汤化龙、陈焕章那么幸运,用即用知县,“不得京职”,无法入进士馆。不过黄氏“深有志于游学,谋于当事,屡请乃许”,遂赴日本中央大学习法律。[53]甘鹏云虽然比汤化龙年长十余岁,但曾在两湖书院就学,故亦颇有中西新旧兼学的抱负。早在戊戌年日记中,甘氏已表达过与诏开进士馆类似的想法:新进士“须学政治三年,而后予以官”,应在“京师创设仕学院,俾部属、词林皆得入院,稽诹政治,练习时务”。[54]所以,尽管癸卯年中进士时已经年过四旬,但他对入进士馆肄业法政、理财等新学,却颇思努力。¨卡¨卡/小+说-徃· ′追_最?鑫`彰.节*光绪三十一年,他在致其师梁鼎芬的信中,这样报告在进士馆的学习状况:

入京以来,曹务甚简,利有余闲,讲求法政之学,用弥数年之阙。同馆诸人,互相孟晋,析疑问难,颇不寂寞。此则鹏云近况,可以上告师门者也。[55]

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所藏甘鹏云的《潜庐书牍》手稿,可知原信在刊刻时有所删节。从原信内容及删节情况看,甘鹏云当日在进士馆肄习法政、财政等“新学”,学习日文,译读东书,热情甚高,颇为卖力,亦似收获不小,感到充实:

入京以来,曹务甚简,利有余闲,讲求法政(由“中西致由”改为法政)之学,用弥数年之阙。而法律之公例,教育之□目,财政之纲要,国际之公法(上句先改为政治理财诸科),举凡可作我借鉴,资我取法者,尤所究心。务洞其原,务会其通,最要提纲,期能推诸实用而止,余力所及,兼肄和文,译读东书,幸无隔阂。(画线部分删去)同馆诸人(友字改),互相孟晋,析疑问难,颇不寂寞。[56]

故而,钱振锽、温肃与甘鹏云、汤化龙,可以视为分别代表了抵拒和拥抱进士馆“新学”的进士群体。

邵章则提供了另一种例子。邵章癸卯科选庶吉士后,请假回籍,办理浙江藏书楼事宜。是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明春必须入都肄业。”[57]然而,进士馆开馆不久,邵章就在地理课堂上与留学生教习起冲突。不过,之所以起冲突,并非因为邵章多么排斥“新学”,而是他本人已有多年办学经历,又新中进士,点翰林,且比教习年长,故从内心对教习的学识和身份,难免不服甚至有鄙夷之心。[58]几个月后,邵章就和他的同乡密友、癸卯科庶吉士陈敬第,经进士馆派赴日本游学,入新设的法政大学速成科第2班,肄习法政新学。

因此,将清政府和新科进士学员直接对立起来,笼统地讲“新科进士对入馆进学,却多方推诿规避”,是有问题的。同时,也不宜仅以温肃这一极端例子,就说“多数学员深谙传统文化,对馆中所授西学却无太大兴趣”。[59]因为温肃是进士馆旧班中唯一申请改为外班的翰林(详表5-3)。而且,如此立论也不好解释何以竟有十几名乙未科、戊戌科“老进士”自愿入馆就学。

可以说,在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新进士的选择和趋向业已多元,分化正在开始并加速。因此,既有抵拒入馆的进士,也不乏积极入馆,希望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更新自身知识结构,改善地位,实现抱负的“与时俱进”之士。进士们或强烈拒斥、或被迫吸纳、或主动拥抱的种种挣扎,均是最后的士大夫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痛苦“回应”。

三 教习的尴尬身份与授业困窘

进士馆作为京师大学堂的一部分,除馆舍、学员外,教习至关重要。既有研究显示,除了少数日本教习,进士馆教习的主体是甫自日本游学归来的卒业生。[60]清承明制,素重科甲。往日金榜题名,钦点翰林,举国瞩目;而今自三鼎甲以下,庶常、主事、中书均须入进士馆,“屈伏充生徒”,[61]一时舆论纷纷。更难为情的是,讲堂上的“老师”竟然是初出茅庐、资历甚浅的留学生。留学生教习章宗祥后来忆及此事,直谓“时局变迁,诚有升沉倒置之象”。[62]留学生上讲堂给进士传授“新知”,“俨然为之师”,[63]真切地映照着科举渐衰,学堂、游学正兴的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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