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后的燕京大学，有名的老师走了不少，教学效果也不如过去那样多姿多彩吸引人，教学活动本身已经不能让周汝昌满意，他更多的时间消耗在了图书馆的大量阅读之中。?幻.想-姬, \耕+薪,最_全*同时，有了六年来的自学积累，周汝昌已经不是一个只知道“被动学习”的学生，而开始一种富有研究性和创造性的学习——他走上了文史考证之途。

西语系的学生，却去作中国古典文史的考证。虽然不是十分自觉，这个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凤头”，就奠定了一种中西文化互相比较参照的向度，并且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是一种从“体悟”出发的考证。这一点，对于日后周汝昌全部的学术活动，对于形成他治学和写作的“个性”，具有深刻的意义。

周汝昌第一次研究考证的题目是针对一个砚台的铭言。这个砚台是年前在津海关当助理关员时，在下班的路上，他见一个人在摆地摊，没几件东西，但其中有一方砚台，很重，很黑，背面有淡黄色的纹理。?零-点`墈.书+ ?毋_错~内~容?这方砚台引起了周汝昌的兴趣，仔细端详，砚台墨池上面雕刻着一条龙，墨池旁边刻着三方印章，分别是：“吴桢”、“周生”、“大雅”。左上方则刻有精致的小字铭言：“雍正乙卯得于西小市① ”。但砚台背面又凿雕出一方小凹，刻着草书铭文，字体则很一般。周汝昌当即和卖砚台的人讨价还价，把这方砚台买了回来。

题记重返燕园（2）

砚台上刻的这个“吴桢”看来是真名实姓，但他到底是何朝何代之人，具体情况如何，这是个可以考证的题目，虽然不大，却也很有趣味。周汝昌就开始考证这个吴桢。同窗孙铮② 认为这个吴桢就是《 皇明从信录 》的作者 ——《 皇明从信录 》是一部记述明末故典逸史的书。周汝昌顺着这条线索，翻查典籍，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下了一番功夫，写成了一篇《 吴桢考 》。

但后来继续考证，却发现这个砚台上的吴桢，与写《 皇明从信录 》的那个吴桢毫无关系，而是另一个人，是明代的一个古书旧物的收藏家，与当时的著名文人陈继儒同时，“周生”就是他的别号。+微,趣*小?税_ -埂`新/嶵?筷+故宫里旧藏日珂罗版影印的《 兰亭序 》上就有这位吴周生的收藏印记，在《 古今图书集成 》中也查到他的名字。再进一步考证砚台背面凹处草书铭言，原来是后人添刻的——从当过大总统的徐世昌的砚铭中摹写来的，此外还伪托了另一个名家的款记（ 是哪一个名家周汝昌已经记不清楚，而此砚台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后下落不明，无法再核查 ）。这当然是市贾作伪，企图抬高其价值，实际上却是在这件古文物上佛头着粪，大煞风景。

一个砚台上的人名，要考证清楚，却如此周章曲折，费心费力费时，还走了不少弯路。这次小小的经验教训，让周汝昌体会到考证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是一件需要全身心投入，全方位考察，多角度思考的工作。作考证的人要有丰富渊博的知识和学问，要有尊重事实、客观理性的态度，还要有能从各种复杂的表面现象中辨别真伪、祛除迷雾、分析是非的本领。历史是混杂的，沉积的，真理往往隐藏在厚重的沉沙泥垢之内。

不过，这第一次考证的曲折经历，并没有让周汝昌知难而退，反而使他萌发了更加强烈的考证兴趣。而不久，他就有了一次重要的发现，而这次发现，标志着他从此将走上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道路，并成为毕生最主要的事业。

当时，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已经行世多年，这本书于1921年5月（ 民国十年 ）由上海亚东图书馆版《 红楼梦 》卷首和同年亚东图书馆版《 胡适文存 》卷三中出版面世，篇幅并不大，一共只有不足三万字，其实只是一篇论文，但这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两年后（ 1923年4月 ）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共十五万字。这两本书标志着《 红楼梦 》研究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这也就是所谓“新红学”取代“旧红学”，或“自传说”取代“索隐派”的一个学术纪元的新旧转换。

在这两部书出版之前，对《 红楼梦 》思想内容的理解和评论，盛行的是“索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几种说法。

一是“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性德家事说”。明珠是满洲正黄旗人，姓纳喇氏，由侍卫累官至兵部尚书，在朝廷讨论撤吴三桂等“三藩”的朝政应对中受到康熙皇帝的欣赏，调任吏部尚书，授武英殿大学士，后来担任重修《 太祖太宗实录 》、编纂《 大清会典 》和《 平定三逆方略 》的总裁官，加太子太傅，晋太子太师。虽然曾一度被御史郭琇参奏结党营私而革去大学士，但后来随康熙亲征噶尔丹运饷有功，又恢复原来级别。纳兰性德是明珠的长子，康熙十二年进士，官一等侍卫，是清初著名的诗词作家，特别是词集《 饮水词 》，更是享誉甚隆。

纳兰性德的诗词作品所体现出的情调，和贾宝玉颇有些像，他只活了三十岁就短命而死。据说乾隆皇帝读了《 红楼梦 》后说：“此盖为明珠家作也。”由于明珠家由盛到衰，而纳兰性德性格像贾宝玉，也有一些悲剧性爱情传说，所以这种附会越传越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