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这种尴尬寄居于并不熟识的王家之时,1949年1月19日,陶洙竟突然来访,自报家门说自己喜欢《 红楼梦 》,特来访谈。?齐/盛.晓,说\蛧- .冕.废^阅^独¢周汝昌多年以后仍然感到奇怪:“我在七条王宅从未告知任何人,熟识者尚且不知,他又如何得知我会寄寓这处东四七条?这绝对不可想象,太神了!”陶洙谈到他在上海目见两幅曹雪芹的画像,并且给周汝昌画了示意草图——这就是后来关于一幅曹雪芹像争论的源头。周汝昌则让陶洙看了自己的甲戌本录副本,随身带着这个本子,本来是想请胡适写题跋的,却因去胡宅时胡适不在家,只把甲戌本还了胡适的长子。而陶洙则透露自己保存有庚辰本的照片。后来陶洙用庚辰照相本与周汝昌的甲戌录副本互相交换借阅,正肇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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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从陶洙处借得庚辰照相本后,曾用胡适留给自己的戚序本作底本,用了三个月时间把庚辰本的异文特点都核校下来。周汝昌后来深情地回忆说:“这是‘红学史’上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文献文物,堪称瑰宝。.秒^彰!結+晓?税.旺, _勉\沸_越_毒/由这部书开创了为《 红楼梦 》作大汇校、彻底‘扫荡烟埃、斥伪返本’( 鲁迅语 )的通途,因为其中包涵了三个‘红学’创业人为雪芹的真笔恢复其本真的贡献,有了此本,以后每发现一部旧抄本,即可在其基础上做出一目了然的异同补校,不费巨功,即收全效。其纪念价值与实用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可惜,在祜兄家遭‘抄’时,此宝亦被人攘为己有,我们曾多方、多次呼吁,请求查找发还,俱无着落。”
《〈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是周汝昌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半生的福与祸,都由此潜伏、萌生、发展、演变。
1953年9月,周汝昌已满三十五岁,《 论语 》中说人生三十而立,《〈 红楼梦 〉新证 》使周汝昌从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员变成了全国瞩目的红学专家,也算得上“立”了。当年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短短的三万字,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也不过十五万字。*s^h-a.n,s.h!a+n?y¢q¨.~c!o¨www. 在此之后,包括胡、俞在内,都再没有出过什么真正有影响的红学著作,也就是说,红学研究实际上已经停滞了三十年。而周汝昌的这本书却近四十万字。所以,《〈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首先以其内容的厚重和引用材料的丰富而具有震撼性;其次,在时间距离上对读者的阅读期待也颇有吸引力。
《〈 红楼梦 〉新证 》开头有王耳写的“代序”,王耳是当时棠棣出版社的兼职编辑。这篇“代序”的主要内容,原是书稿正文之一部分,抽出改写而成。
“代序”后面是作者的一篇序言,题作“写在卷首”。“写在卷首”的第一段是一句话:“这是一本关于小说《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
这一句话,表面上看,只是对这本书的一种内容定性,但拓展开来,却包含着许多可说的话题。
《 文学评论 》2000年第6期发表赵润海《〈 石头记 〉自传说的检讨 》,其中说到周汝昌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开宗明义就强调书的性质属于“材料考证”,认为:“他刻意强调‘材料的考证’,只是为了进一步做好对‘这部小说和这位作家的批判与评价工作’,企图摆脱政治上可能的批评。”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呢?一般来说,“写在卷首”这种作者前言性质的文字往往是全书写定后才写的,至少也要在付梓前作最后的敲定,的确会字斟句酌。联系当日的时代政治背景,赵润海的分析不能说毫无道理,周汝昌至少在潜意识中有避开时代意识形态敏感部位的意图,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人要作自我保护之生存本能的反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50年代大约有十万名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各类专业人员、学者、艺术家。大部分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因为他们厌恶国民党,因为他们赞赏共产党能够统一国家,能够在几十年的战乱之后提供财政保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的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作的一些分析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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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仿效苏联的模式,向知识分子支付工资,并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承担责任。各类专业人员、各种学科,都被组织到各个协会里。例如从事创作的艺术家都被编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内,各个学科又有自己的组织,如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中国作家协会在各省和大城市都有分会,分会的主席和文学刊物的编委班子,由设在北京的总会任命。其他学科和专业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
这样,党在建国初期虽然放慢了统一意识形态的步伐,但仍迅速建立起相应的组织。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情况相比,党在组织学术界与艺术界方面显得更加熟练、更加敏捷。苏联人在建立统治后的十年间,由于缺乏经验,只做出了相对较少的努力。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不仅有苏联的先例,还有它自己在延安和哈尔滨取得的经验,以及由周扬、陈伯达和胡乔木领导的一批训练有素的干部骨干。这三人都是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党的宣传部是正统思想意识的最终来源,由陆定一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