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的启发和帮助。!t.i.a-n￠x+i*b`o￠o/k~.^c￠o′www. 但他总有一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感觉，总感到对黑格尔的

了解犹如隔靴搔痒，没有真正深入到里面去。随着他对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

国哲学兴趣的日益浓厚，他深感在美国难以学到其神髓，于是，他毅然放弃唾手可

得的博士学位。于1930年夏从纽约乘船远赴康德、黑格尔的故乡。

贺经过短期的德文和拉丁文补习，即入柏林大学。他立刻感受到德国人对纯粹

哲学的兴趣与爱好远胜过美国人。最大的课是哲学概论，两千人的课堂挤得满满的，

主讲人常是学问与口才都甚佳的老教授。“那样隆重，我像是在参加教堂的礼拜。”

贺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

贺选了著名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哈特曼教授的、“历史哲学”课，并对哈

特曼对黑格尔辨证法的独到见解深为膺服。哈氏认为，黑格尔的辨证法是一天才的

直观的整体，是一种艺术，有其必然性。·第-一\墈`书~蛧` !首?发+但这个必然性的规律与普通的规律不同，

它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理智方法，没有通常所说的三个规律，而是一种体验精神生活

的方法。贺以为哈特曼抓住了黑格尔辨证法的真谛，并在回国后所发表的《辩证法

与辩证观》一文中引证和发挥了哈氏的观点，反对把辩证法简单地归结为三个规律

的作法。

通过整整一年的紧张学习，贺麟圆满地完成了学业。在回国前夕，他还专程到

法兰克福拜访了斯宾诺莎学会的秘书长格布哈特，并经其介绍加入了国际斯宾诺莎

学会。

1931年8月，贺结束了5年的欧美求学生涯，回到祖国，被聘于北京大学，主讲

“哲学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等课程，并在清华大学兼课，讲授

“现代西方哲学”、“西洋哲学史”等课程，他讲课的最大特点是“情理交融”。.白*马`书,院? +庚?薪*嶵~全*

他时常审记当年怀特海对他的教诲：“我们不要以学习的态度去研究哲学史，要如

同研究现在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一样去研究”，而把哲学史看成一种有生命的哲学，

既注重实在知识的讲授，又加入自身的感受与体验。因此他的讲课深入浅出，语言

生动，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深受学生的欢迎。

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贺还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他在回国后不久，

就译出了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第一、二部分作为教材；1936年，他将早在美国时

就已译出的鲁一士《近代唯心论演讲集》中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几章以

《黑格尔学术》为名，与另一本介绍黑格尔的著作——开尔德的《黑格尔》同时出

版；1943年又出版了他翻译的斯宾诺莎的《致知篇》。而他在西南联大时领导的

“外国哲学编译委员会”则在短短的几年间，共组织翻译了20多种外国哲学名著。

这对增进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了解，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与我国哲学的发展，

实在是功不可没。

正是在深入研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并把它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陆五

一派相结合，提出自己的见解，贺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心学”哲学思想。他在

40年代先后出版的《近代唯心论简释》（1942）、《文化与人生》（1947）、《当

代中国哲学》（1947）”等著作，就是反映其、“新心学”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并

因此而奠定了他“新儒家”学者的地位。

在抗战期间，贺有感于民族危亡，文化衰颓，而力倡“学术救国”。早在1931

年时，他就写了《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书，以激励国内学人的救国之

志。“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的理想与志向使他无法沉默，先后发表了《新道德

的动向》、《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和《法制的类型》三篇文章，提出了振奋民族

精神、宏扬学术文化、实行政治革新等主张，并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关注而被四次召

见。当时的贺一心想以学术救国，书生气十足，他对蒋介石抱有一定的幻想，即幻

想蒋能采用他创立的理想唯心主义来改造国民党，改造社会。然而，这种幻想随着

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日益暴露而很快就破灭了，其思想也趋向进步。抗日战争胜利后，

他在北大担任训导长时，多次出面保护甚至营救进步的青年学生和教授，深受学生

的拥戴。在北平解放前夕，他经过郑重考虑，并在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

下，断然三次拒绝了蒋介石要他飞往台湾的通知，决心留在大陆，和全国人民一起

迎来了北平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

解放后，贺仍在北大哲学系任教。1955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

“文革”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任西方哲学组组长。

1950年底至1951年，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走出书斋，投身于轰轰烈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