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毕培打电话给我说蒋苇来了。我问毕培谁是蒋苇？毕培在电话里哈哈大笑，笑一笑来笑一笑，笑得我手里的那个电话像通了电，一阵阵地抖动。我的大腿也像发电机那样不停地抖动起来，跟着抖动的还有我的心脏和裤子以及我的发毛。我想哪里出错了吗？没有，绝对没有出什么差错。毕培在电话里又笑了两声，说你真他妈的忘恩负义，两年前蒋苇还给你写过评论呢。我用手掌一拍脑门，啊了一声，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原来是那个蒋苇，她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是出差或是旅游？抑或是专程来看我们？毕培说你别管那么多，别管她是来干什么的，反正今晚你得请客。她写过你的评论文章，你不请客说不过去的。我说不就是请吃嘛，又不是要杀我的头，又不是要我卖淫，何足惧哉！
毕培和蒋苇都是搞评论的，他们彼此十分熟悉，好像还同时到过某大学进修，可以称为非严格意义上的同学。好像是为了坚定我请客的信念，毕培反复强调蒋苇的美丽。我问毕培在大学进修的时候，你跟蒋苇是不是有过不明不白的交往或者关系？毕培说你这种想法首先就是不健康的，我跟蒋苇有没有不明不白的关系和你今晚请客有什么关系？你是为你的小说评论而请，没有蒋苇这样的评论家，你们写小说的会被读者注意吗？我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好奇，所以问一问。毕培说请放心，我跟蒋苇就像兄妹，没有丝毫感情上的关系，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机会大大地有。我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下午六时，我和毕培、蒋苇在金重庆饭店会面。握手之后，彼此表扬了几句，仿佛不彼此表扬几句就吃不下饭似的。蒋苇说他十分喜欢我的小说。蒋苇在说喜欢我小说时，我认真地看了她几眼，发现她脸蛋并不漂亮，但却给人好感。这主要得益于她的才华，也就是所谓的气质。她属于一看上去就是满腹经纶的那类人，肚子里装有不少看法和主意，谁都不敢小瞧。我最怕跟别人谈论我的小说，所以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是蒋苇偏要跟我谈小说。她一边不停地吃菜，一边不停地谈小说，那些声音就从她的牙缝里漏出来，并且越漏越多，仿佛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一泻千里，几丝青菜跟随她的声音飘飞而出。
但是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蒋苇一挥手，碰翻了面前的茶杯，茶水洒在桌布上，桌布上洪水滔滔，洇出几团云状的水渍。我不喜欢你小说中的有些描写，它们既肮脏又丑陋，比如《祖先》里的莫太婆，你就把她写得太让人恶心了。你能不能把你的小说写得干净一点，让人舒服一点？至于那些暴力的描写和性描写，我更是不喜欢。我咧嘴一笑，表示赞同。她扶起茶杯，说活着真没意思，我才二十八岁就感到活着没什么意思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活在一个没人读小说的时代真没意思。毕培哈哈大笑，说活着才有意思，读不读小说则无关紧要，蒋苇你怎么被小说迷住了心窍？蒋苇说我们的杂志根本没人看，也卖不动，稿费发不出，印刷费付不起，主编像暴君，根本听不进我们的意见，从来不发年轻人的作品。一个不发年轻人作品的刊物，是绝对没人看的。对我，主编更是近乎苛刻，住房不给我职称不给我，连发表文章他也不高兴。你们说这还有什么意思……也不管我们听不听，蒋苇只管把我的小说当饭把她的苦恼当菜，一并放在她的嘴里嚼着，并且愈嚼愈来劲。
我说你抽烟吗？她说抽。我说喝不喝一点酒？她说喝就喝，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谁怕谁。我叫小姐上一包香烟，并问蒋苇喝什么酒？蒋苇说度数越高越好。我说二锅头你也敢喝？她说有什么不敢？只管拿来便是。我叫小姐上了一瓶二锅头，然后分给每人一大杯。我说为我们认识而干杯。蒋苇说为了我们的友谊而干杯！遵照感情深一口吞的原则，我们三人一口气把酒杯里的酒干完。
放下酒杯，我看见一层红晕迅速爬上蒋苇的脸庞，她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她缓慢地坐下来，用餐巾纸擦了一下嘴角，话头开始多了起来。她说女子无才是不是便是德？毕培问她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她摇摇头，说不为什么，只是我想不通为什么有才华的女子爱情都曲折。我们问她你失恋了吗？她说第一个男朋友，喜欢抽烟，第二个男朋友喜欢喝酒，第三个男朋友喜欢赌博，他们的这些习气我一点都不喜欢。我曾经要求他们把这些习气戒掉，但他们没有一个听我的。他们说如果戒掉这些，生活还有什么乐趣？与其让我戒掉不如我们分手。最后他们一个一个地离我而去。现在他们的这些习性我全部学得了，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吃完饭后，我们赌一把。我说可以，但是你必须告诉我们你带了多少人民币，赌过之后还有没有路费回家？毕培说我可从来没赌过，我们还是喝酒吧。蒋苇于是又喝了一杯二锅头。蒋苇一边喝一边说话。她说我们编辑部的同事全是他妈的庸才，跟他们没法谈，文学已经发展到后现代了，他们却还在要求小说要有典型人物，要有凤头、猪肚、豹尾，要有高潮。现在连过性生活都没有高潮，你怎么能要求小说有高潮呢？所以我在编辑部基本不说话，不与人交流。今天喝多了，我才说这么多话。蒋苇又喝了一杯，脸色由红变紫，话音越来越高。你知道吗？东西，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给人写评论的人，我现在只要一出手就是几千元，而给你写评论纯粹是出于友情。我说谢谢，于是又跟蒋苇喝了一杯。
突然，蒋苇沉默了，她的脸色由紫变白，嘴唇乌得像葡萄皮。我问她怎么了？她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右手按在左胸上。毕培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他伸手去推蒋苇，蒋苇像死人一样倒到地毯上。我们知道出事了，便抬着蒋苇往外走。服务员像抓小偷一样追了上来，说你们还没结账。服务员说你们还没结账时，她的手已像钳子一样钳住了我的衣服，生怕我们跑掉，骗了她们的钱。我说我经常到你的饭店来吃，还怕我跑了不成？现在我的朋友都快死了，你还逼着我交钱，哪里还有一点人道主义精神，哪里还像是社会主义国家，请你让我把朋友送进医院了我再来跟你结账。她说不行，我收不到钱，就拿不到工资，就会被老板开除。我说你怎么会收不到钱，你看我像一个骗子吗？她说不像，但也不能排除你不是，现在什么人都有。毕培说你是不是没带钱？蒋苇快不行了，你还有兴趣跟她聊天，快结账吧。
我把蒋苇放在地毯上，返身回到服务台结账。毕培扶着蒋苇的头部，大声叫喊快点快点，蒋苇快不行了。我顾不上要零钱，冲过来和毕培抬着蒋苇往外走。这时我才感到蒋苇有分量。我们不得不把她放到饭店外的地板上歇一会儿。毕培仍然扶着蒋苇的头，我到路边去拦的士。司机看见我的身后横躺着一个人，怕弄脏车子，只朝蒋苇看一眼，便把车开走了。没有一辆的士愿意停下来拉我们。我朝马路的中间走去，一辆的士差一点儿撞到了我。司机从窗口伸出头来骂道，你有病吗，想死呀？我说我没有病，但是我的朋友心脏发作了，请你拉她到医院去。她没有醉，我敢保证她没喝酒，她是病了，而不是醉了，她不会弄脏你的车子，你一千个放心一万个放心，她绝对不会吐，不会弄脏你的车子。
司机把车子靠到路边。我和毕培抬着蒋苇钻进的士。车子朝医院方向开去。蒋苇好像是有了感觉，她开始闭着眼睛说瞎话。她说毕培我们现在在哪里？要去什么地方？你们不要以为我醉了，我现在十分明白，十分清楚你们的用心。你们以为我醉了吗？如果你们以为我醉了，那就是对我的污辱。毕培说你没有醉，谁说你醉了我就跟他过不去，你放心地睡吧，我们现在不去别的地方，而是去桑拿。蒋苇又沉默了，但是她能说出话来，这使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有了着落。她能说话至少可以说明她没有生命危险，生命诚可贵，友谊价更高，我和毕培都害怕她会有个三长两短，到时无法向她的父母交代。
的士停到医院门口，我们抬着蒋苇朝急诊室奔去。在马路与急诊室之间有十几级台阶，由于蒋苇太有分量，我们不得不让她从我们的手里滑落，跌到台阶上，如此反复几次，也就是蒋苇的臀部跟台阶撞击了几次，我们歇了几次手之后才到达急诊室。
在我给蒋苇挂号的时候，蒋苇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喊声。她喊毕培你在哪里，东西你在哪里，你们在哪里啊？挂号处与急诊室相隔约二十几米，并且隔了好几堵墙。她的喊声像一团炸药，快把医院的大楼炸垮了。我匆忙回到急诊室，看见蒋苇已吐出一大堆东西。毕培正用卫生纸帮她擦着颈脖，急诊室里飘荡潮湿古怪的气味。我的喉头一阵发紧，刚吃进去的东西都不听使唤，一心想往外跑。蒋苇一边喊我们的名字一边呻吟一边呕吐，喊声呻吟声和呕吐物像麻绳一样缠绕着她的脖子。医生用手电筒看了看她的瞳孔，不说一句话便开处方。蒋苇仍然喊着呻吟着呕吐着。我很想分担一点她的痛苦，但是毫无办法。
我从药房领出药后，蒋苇被推进一间病房。她的手开始舞动起来，不让护士给她打针。我和毕培一个按头一个按脚，强迫她安静。她像一只垂死的鸡，抽搐着抖动着，尽管没挣脱我们的束缚，但我们还是感受到了她的力量。她愈是想挣脱我们，我们愈是抓得有力。我想长这么大我还没对别的女人用过这么大的力，我的手指头快陷进她的肉里了。我的周身一阵愉悦，好像跟女人拥抱似的愉悦。随着针头的推入，蒋苇渐渐变得安静起来，她的呻吟声也走向微弱。这时我和毕培才发觉我们都出了一身汗水。
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开始把目光投向别的地方。我们同时发现蒋苇的床对面，躺着一位秃顶的中年男人。他的左手上扎着针头，右手里捏着大哥大。他正在跟谁通话，他说我都快死了，你还不过来，我操，你过不过来？也不等对方回答，他便强行关了手机。我和毕培轻声地猜跟他通话的人是谁？我说是他老婆。毕培说是他的情妇。我们争执不下，于是打赌，谁输了谁明天请蒋苇吃喝。半个小时以后，一个年轻的女人走进病房，坐到对面的床上。女子只有二十来岁，脸色白嫩，比蒋苇漂亮十倍，看上去很像是他的女儿，但从他们亲昵程度来看又不像是父女关系。毕竟他们的年龄悬殊太大了，那个女子总免不了多看我们几眼，眼睛里一闪闪的，像是在勾引我们。而我们也正愿意承受这样的勾引，免得这个时刻枯燥无味。在这位女子的眼波里，我们把刚才的打赌抛到了九霄云外。
蒋苇翻了一个身，突然放了一个响屁。我和毕培的脸都有些不自然，对面的女子用手掌捂住嘴巴，笑了一下。我想如此有气质的女子怎么也会放屁？简直是不可理解。蒋苇其实已完全失去控制，她不知道她已经放屁，更不知道我们会为她的屁浮想联翩。从她放屁的行为来看，她根本不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更不像是一位唯美主义者。我和毕培相视而笑。我们的笑声未落，蒋苇又吐出了一点东西。毕培在她的脖子上又垫了一堆卫生纸。蒋苇挣扎着突然要爬起来，并且想拔掉针头。我们按住她的手，问她想干什么？她说她要上厕所。我们说用便盆行不？她说不行，我要到厕所里去，你们让我拔掉针头，快点让我拔掉针头，我受不了了。
我举着瓶子，毕培扶着她往厕所方向走。刚走几步，我们便发现蒋苇根本不能行走，她已经软得像没有了骨头，两条腿像两根泡软的面条，在地上拖着，鞋子掉到了身后。毕培用他的全身力量把蒋苇提起来，让她的双脚离开地面，几乎是抱着她往厕所走。毕培像是一根木桩，而蒋苇像是稻草人，没有毕培，蒋苇就会散落在地上。
到了厕所门口，我们突然感到为难。我们不知道是进男厕所或是女厕所，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们应该进男厕所，但进厕所的主体却是女的。我们站在厕所门口就像迷途的羔羊站在十字路口，就像失意的人站在桥头，徘徊犹豫彷徨。我们问蒋苇到底进男厕所或是女厕所？蒋苇说以主体来选厕所吧。于是我们以蒋苇为挡箭牌冲进女厕所，一位正蹲在厕所里的护士看见我们后，大叫一声从蹲着的地方匆忙地站起来，说，你们，流氓。她在骂我们时，她的脸突然红了。她红着脸从我们的身旁冲出去，我闻到了她身上的一股芬香，一股迷人的护士们特有的味道。
蒋苇的一只手上插着针头，另一只手软弱无力形同虚设，根本无法解开她的皮带，解皮带这一艰巨的任务落到了毕培的身上。毕培用左手抱住蒋苇，他的手像一根绳索从蒋苇左胳肢窝绕到蒋苇的胸前，蒋苇的胸部被他的手紧紧缠绕。毕培就这样用左手支撑蒋苇，用右手来给蒋苇解皮带。在准备解皮带之前，毕培的手谦虚了一下。他说，还是你帮她解吧，我从来没干过这种耍流氓的事，况且我还要用右手来扶住她，她快要滑到地上去了。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只不过刚认识她几个小时，我怎么能够去解她的皮带。我们争执着犹豫着。蒋苇说你们谁解都行，我快不行了，你们快一点吧，快一点解吧，这是友谊不是流氓。在蒋苇的鼓励下，我为她解开了皮带。蒋苇蹲了下去，说你们都给我出去。毕培说你能行吗？蒋苇说能行。我说这输液瓶怎么办？蒋苇说我自己举着。她伸出手想抓瓶子，但她怎么也抓不稳。毕培说这怎么行，等会你把瓶子砸碎了怎么办？况且，我一不扶你你就会倒到地上，不信我们可以试一试。毕培松开手，蒋苇身子一晃，差点儿倒到地上。蒋苇说你们不出去，我拉不出。我说拉吧拉吧，你把我们当朋友得了，如果你把我们当朋友，就不要客气，就不要在乎，就不要拘小节。蒋苇似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终于拉了出来。一股臭气自下而上，冲进我们的鼻孔，我们也快呕吐了。毕培说快点，把瓶子交给我，你去冲水。我把瓶子递给毕培。毕培用膝盖顶住蒋苇的后背，腾出手来举瓶子。我则用盆不停地往便槽里冲水。蒋苇突然发出了呜呜声，她像是哭了。她哭着说毕培呀东西呀，我真狼狈，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也。
大约拉了半个小时，蒋苇舒了一口长气，好像是轻松了许多。我们都为她松了一口气。她试图站起来，但怎么也站不起来。毕培说你还没有擦怎么就想起来了。蒋苇说纸呢？毕培把纸递给她，她的手根本不听她的使唤。毕培只好重新撕纸，为蒋苇擦屁股。他的手在蒋苇的股沟里擦来擦去，擦得蒋苇的身子不停地抖动。
在我和毕培的配合下，蒋苇终于完成了她的排泄工作。一直到凌晨两点，她的酒精中毒才算解除。她从病床上爬起来，什么也不说，只一个劲地对着我们傻笑。我们把她送回宾馆，她说多亏了你们的帮助，如果没有你们，我将像乞丐一样倒卧街头。你们的友谊我终身不忘，友谊万岁！最后她竟然喊了一声友谊万岁。喊过之后，她接着说我虽然不是富翁，但如果你们有困难我会设法帮助；我虽不是领导，但你们需要腐败，我会尽量让你们腐败。如果你们到了北方，我会百分之百地满足你们的要求，比如买车票、住宾馆、嫖娼卖淫什么的，我都能帮你们。你们太哥们儿了。你们太让人感动了。除了我的母亲没有谁对我这么好过，我一定要报答你们。苟富贵勿相忘。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宾馆，准备接蒋苇到青山去玩。我们敲打她的房门，房子里没有动静。我们接着敲，发誓要把她敲醒。但是我们敲了十多分钟，仍然没有动静。我们开始紧张起来，生怕她出事。毕培去叫服务员。服务员说她一大早就走了。我们问服务员她去了哪里？服务员说我怎么知道？
蒋苇就这样不辞而别。一个星期之后，她从北方打电话给我，说她已平安回到家中。此后，我们每隔两天通一次电话。我每隔两天便问她一次你富贵了没有？她说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别那么急猴猴，我一定富贵给你们看。于是我和毕培期待着蒋苇富贵，这个期待成为我们的主要期待，也成为我们一个时期以来的主要谈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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