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二十七岁的英籍学人悄然走进凌叔华的情感世界。

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英国画家、评论家罗杰·弗莱（中文名傅来义）的妹妹玛格丽·弗莱随一个讲师团来中国，在武汉大学结识了陈西滢和凌叔华，回英后与凌叔华时有书信往来，还请她的哥哥罗杰·弗莱（1866—1934）画了一幅马的静物写生送给凌叔华。在这次讲师团活动中，玛格丽还认识了武大学生廖鸿英，并介绍她到牛津大学进修农艺学。因为玛格丽的介绍，廖鸿英在英国结识了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一些学人，当她得知在武汉大学的一名英籍教师即将离任时，便通过玛格丽推荐了朱利安·贝尔来武大接任。正是这个“浪荡子”朱利安的到来，打破了凌叔华、陈西滢一家宁静的生活。

朱利安·贝尔是英格兰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的第二代人。

他一九〇八年出生，父亲克莱夫·贝尔放荡不羁，情人不断，后来与他的母亲瓦内萨·贝尔离婚。他的母亲瓦内萨是邓肯·格朗特的密友，也是罗杰·弗莱的情人。

朱利安小时候在阿希汉姆·查尔斯顿度过，喜看士兵训练和打仗游戏；少年时在莱顿和欧文学校读书，渐长便开始到法国远游，读《著名的陆地战役》，喜欢打猎，尤以捕鹰和抓食肉鸟儿为最；在王家学院求学时，论文中留下无数军事谋略草图，拟获研究生奖学金未果，一九三〇年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理想工作。其姨母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中描述这个外甥：“脾气暴躁”，“性情不羁”，“粗野但诚实”和“无法无天”。其生活极不检点，似继承了父母的衣钵，先后与十几名女子有染，直到武汉大学任职时，母亲还不放心他的性病。朱利安在一事无成的局面下，他更希望做一个“行动者”，来验证他的“军事理论”。

早在一九二六年，英国政府仿效美国政府的做法，通过清王朝庚子赔款决议，退款基金部分用于中英教育交流。中英文化协会与国立武汉大学签署的合同是委派朱利安·贝尔执教英语和英国文学两年，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是性病），他未能如期到任，发数封电报说明理由。委派时间应为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包含一年考察期。教学时间每周九到十二小时，工资七百英镑一年，其中三百到四百英镑由所在学校支付，剩余庚子赔款基金支付，由英国政府汇出。校方同时还为其提供“适度的膳宿条件”，当合同期满或第一年之后有任何一方希望中止合同，校方将提供一百一十英镑的返程费。他的合同中方由武大校长王星拱和工学院院长、中英协会代表石英签署。

二

一九三五年秋天，朱利安·贝尔远渡重洋终于来到上海，而后从上海到南京换乘轮船抵达武汉。

到武汉大学报道后，受到文学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陈西滢和夫人凌叔华的热情接待。当天下午就被请到陈西滢家中做客，安排的宿舍也离陈家不远。凌叔华极尽地主之意，帮助朱利安采购用品，布置房间，还为他担任翻译和社交老师。

十月五日，朱利安·贝尔高兴地给母亲瓦内萨写信报告平安：

我是星期天早晨到的，终于到了，一切顺利。明天得赶紧准备了，很快就要开始讲课……我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可爱——我和系主任夫妇，还有他们的女儿待了一下午——小女孩大概六岁，很逗人喜欢，跟我也挺投缘。这里一切都不拘俗套——是个内陆的剑桥。

信中提到的系主任即陈西滢，妻子和孩子是凌叔华和女儿陈小滢。

朱利安也带着喜悦的心情，兴致勃勃地投入到他的教学工作。他在大学里是出了名的“诗人”，在教职员工名单上填写的是“剑桥文学学士；从事写作研究”。他讲授三门课程：英语写作、莎士比亚（每个班级十个学生左右），还有每周一次英国现代主义讲座，一共十六小时的课时。他不仅认真备课，还写教学日记，记下学生写作能力等。朱利安的热情和直爽性格很快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一周后，朱利安向母亲瓦内萨再次写信：

系主任陈源教授还有他的妻子和我住得极近，他们简直就是天使……非常有修养：他是个批评家，翻译过屠格涅夫（此人也是戈尔迪的朋友）；而他的太太是一位（中国）画家，也写短篇小说，同时还是汉口一家大报纸的文学版编辑。我听说她被称作中国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又译曼殊斐儿），但我觉得在这个名号之外，她实际上更加复杂有趣，尽管她又娴静又文雅。

他还在日记中对武汉大学和陈氏夫妇赞誉有加，并把武大比作“剑桥大学”。

又过了十一天，朱利安在给他的母亲瓦内萨的信中写道：

随着我同陈先生一家的接触增多，在我眼里他们显得越发友好、敏锐而且聪明，他们是那种所有人都该全心喜欢的人。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还不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亲密关系，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还因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所以我们不能讨论性和政治，而且我发现我们交谈时老是我在说，他们说英语自然不能如我这样流畅。我希望在这个月结束之前就可以开始学汉语。

朱利安感到，这里因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是不能随意谈论“性和政治”的。

上课伊始，他的教学工作是十分忙碌的。他把英国布鲁姆斯里的伦理道德、英国现代主义和文学批评，都列为他的授课内容。他想通过教学活动，让中国学生了解现代英国文学，并由此促进中国的文学尝试。

初到武大的时候，人们给朱利安取了个中国名字“培尔”，与他的名字朱利安·贝尔发音相近，有一股清教徒的味道，是“建立在古老传统之上的平静心灵”。后来这个名字成为埃迪·普雷菲尔等对他的戏谑之词。

三

朱利安·贝尔到武大仅一个月，便向他剑桥时期的朋友、财政部某官员的私人秘书埃迪·普雷菲尔说出了“他的爱情奇遇”。

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对院长夫人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爱，“她是一位官员的女儿，是中国最著名的画家、短篇小说家之一。敏感而细腻、聪慧而有教养，有时还有点使坏，最爱那些家长里短的故事，很有趣——总而言之，她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最优秀的女人之一。”

剑桥的大部分朋友早知朱利安的多情倾向，并认为他是一个情种，爱情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动机”。埃迪看信后要求朱利安告诉他“整个故事的经过”，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并“顺便问一下她的芳龄”。他答应朱利安“一定会保密，不会泄漏半点口风给别人”，“拿出你的小照相机，给她拍张照片”，还告诫朱利安“千万别跟你的院长陷入什么麻烦”。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给母亲瓦内萨去信，宣布了他的“爱情生活”：

亲爱的内萨，总有那么一天，您要见了她。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尤物，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可能成为您儿媳的女人（她不是，因为她已经嫁给一个可爱的人，就是年纪大了十岁），因为她才真正属于我们的世界，而且是最聪明最善良最敏感最有才华中的一个。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想等我康复后，我会让她更投入，我现在的身体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对我的影响和别人对我的影响都不大，但我很了解自己，有句话说得好，游行跟着旗帜走。

母亲告诫他，那是“极其危险的”。他随时可以回到英国，而“可怜的苏（sue）”将为你的越轨行为背负沉重的社会压力。陈源院长“颜面扫地”也远比在英国更为严重。

十二月六日，他给他的母亲写信说：

昨天我给你写信时，然后叔华来了。看到信，她对其中一段有关她的话大为光火，所以现在威胁说要中断我们之间的关系——感谢上帝，不是中断我们的友情。今天晚上我们刚还大吵一番，搞得筋疲力尽，但是我想我最终能够说服她——我现在已经深深地陷进去了，如果不能让她回心转意我会绝望的。她绝对是我所爱过的最严肃最重要最成熟的女人——而且也是最复杂和最认真的，最善良最迷人的人之一。所以可以预言，暴风雨期已经到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是日伪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日，日本侵华魔爪伸向了华北，北平学生突破反动军警的包围，爆发了数万人的示威游。第二天陈西滢因事外出了，凌叔华去找朱利安商量她母亲在北平的安全问题。便是在这一天，朱利安与凌叔华的关系有了新的进展。十二月十八日，朱利安写信给他母亲说：

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对我倾诉——我们经常这样——我抓住她的手——我感到她在回应我，几秒钟后，她就被我搂在怀里……她说，她过去从没有爱过……她说她什么也不敢相信了，现在却在努力寻找爱情、寻找某些可以相信的东西。

她告诉朱利安，她曾经爱过徐志摩，她与陈西滢的结婚是为了尽义务，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关于爱没爱过徐志摩的问题，凌叔华一直讳莫如深，不肯承认。美国作家特丽夏·劳伦斯在采访她的女儿陈小滢时得到确认。

陈小滢说她母亲曾经“追求过徐志摩”，又说徐志摩“出国时（1923—1924）把许多书信和日记留给她。这些东西直到他去世时（1931年）她还一直留着。我想当徐志摩的遗霜（第二任妻子）试图讨回那些信件时曾发生过不少不愉快。徐志摩还爱过林徽因，她也给他写过信。我不理解为什么从我母亲那里找不到徐志摩书信或诗歌的片言只字。我的猜测是她嫉妒徐志摩的朋友们，并且可能变成他秘密的敌人。我父亲是他的好朋友。我猜我父亲是经徐志摩才介绍给我母亲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朱利安又给好友埃迪回信这样描述凌叔华：

她很害羞，言谈举止都显得害羞……这是迄今以来我最奇特的一次恋爱。她紧张而且热情，就像你的宿敌海伦（苏塔），她也总爱自我折磨、悲观，常需别人肯定。她们的嫉妒心都强，不愿意失面子。但另一方面，她聪明、可爱、敏感、热情，还是个狡黠的小说家。她是社交的完美导师，帮我挡去了无数的花招。

埃迪·普雷菲尔深知朱利安专爱与女人调情的一贯作风，处处带着布鲁姆斯伯里的习气，他建议朱利安注意流言，不要胡作非为。

朱利安并未听从母亲和好友的告诫，停止自己的“浪荡子”行为，反而变本加利地实施他的“情感攻略计划”，目标很明确，就是拉凌叔华和他“上床”，虽然他的性病使他不免尴尬。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底，他频繁地给他的母亲写信，竟有十数封之多。

四

一九三六年一月，他打算与凌叔华一起去北平待上三周，“到那里去同床”。

一月十日，他写信给母亲列出向凌叔华的“情感攻略计划”：

一、此事绝对保密，偶尔去汉口找宾馆过夜；

二、征得她丈夫同意后离婚；

三、她可以住到比较近的地方，我可以去看她；

四、我想办法调动到另一所学校去，然后她也可以去。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话，我可能和她结婚（我希望按中国法律办，因为这里离婚的程序简单一点，只要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公开宣布离婚即可）。

凌叔华告诉朱利安，她与陈西滢的婚姻是出于“友好，责任和想要结婚”，这之前她与徐志摩曾有过恋情，尽管如此，她仍然是徐志摩的挚友。从上述攻略计划看，绝不是朱利安的一面之词，透着凌叔华的意志和信息。

凌叔华终于等来了去北平的时机。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在燕京大学执教的“姨母”克恩慈女士病逝了。

凌叔华与朱利安商定，骗过陈西滢的眼睛，她先一步到北平参加克恩慈的丧礼，朱利安晚一步赶去幽会。可是，凌叔华到北平后，“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什么人都没去看。在房子里穿了笨重的棉衣围着炉子都嚷冷（我本来不怕冷的），在很好的太阳里晒着也觉不到温暖。旁人却都说这几天忽然变得暖多了，你来得却是好时候呢。母亲怕我病了，劝我出去走走。我说：‘不出去也好，多走一处，将来多留一处凄楚的回忆。多见一个朋友，便多一次的感慨。’我心里其实想说将来中国死无葬身之所的话，怕惹老人家难过，只得默然了。”

这是凌叔华到北平的第三天，写在《悼克恩慈女士》文章中的一段话。从这段话看，凌叔华对母亲也未说实情。实际上她在心神不宁地等待着情人朱利安的到来。

朱利安大约一个星期后出发。动身以后，他给英国好友埃迪写信说：“我正在去往北京途中，在充满沙尘的北方平原上，我将与情人度过20天的假期。”

一月十七日，朱利安在给她的母亲的信中说：

有心理准备，“纸是包不住火”、也许需要寄钱给我支付回家的路费，或听到我和她结婚并在这里找到另外一份工作，或她自杀了，如她经常威胁的那样……这一切都似乎有点不真实。

第二天（十八日），他又给她的母亲去信：

我享受着生活，就像多年没有享受过一样：北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之一，——有时就像巴黎一样奇特，你能想象还有什么比同一位情妇一起去巴黎更完美的事情吗？她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她委身于你，十分可爱，在饮食口味上也无可挑剔——是这个世界上浪漫男子的梦想……还有，我要结识中国和英国的知识分子，要去剧院，要去滑冰，还要做爱。

朱利安在另一封给母亲的信中说：

我们很快乐，傻乎乎的……我们在一家饭店里吃饭，不过，可叹的是，在这样一家中国饭店里，你没法炫耀自己的情妇，因为你完全被隔绝在小房间里。

此时，凌叔华被情欲之火冲昏了头脑，在朱利安面前大显自己的门第和人脉关系。她领朱利安到凌府家中做客，带他到沈从文家中赴茶会，还带他到齐白石家中为之求画。凌叔华也一改过去的装束，戴上精致的耳环，时尚的绒帽，风姿绰约，跟朱利安去拜访在北京的英国著名学者哈罗德·阿克顿。凌叔华在离开北京之前，还领着朱利安到西山郊游，尽管是寒冷冬天，但灰蒙蒙的山峦还是令朱利安激动不已。二月一日，他在给他的母亲的信中说：

在西山的日子里，我们看了许多寺庙。其中有些十分可爱，白色大理石的庭院，布局对称美观：许多装饰华丽的浮雕和一些美的雕塑。有一尊巨大的镀金睡佛，我想象着哪位政界要人送他一双巨大的鞋子。然后，你在照片中可以看到，我们爬了一座小山，我真的爱上了西山。它是那样的山——从平原上看十分突出，其实它们跌宕起伏，就像旧日的青铜水牛一样，而且体积巨大，色彩浓厚。我真的能在北京生活的十分愉快，但我想我还是更爱查尔斯顿。

参观卧佛寺镀金大佛，令朱利安眼羡，他贪婪地想象，有哪位政界要人送他那双“巨大的鞋子”就好了。

北京之行还使朱利安做起了凌叔华家里的财产梦。

他设计凌叔华如果和陈西滢离婚，他鼓励她继承北京家中遗产，来维持经济上的独立。二月三日，朱利安给埃迪写信说，“相当幸运……能够拥有大笔财产，还能够通过写作和绘画养活自己”。并设想让凌叔华把那个“邪恶的姐姐”从家里赶出去，以便保住她的遗产。

年关的钟声就要敲响，凌叔华不得不回武汉同家人团聚。朱、凌北平浪漫之旅，就这样在“千金良夜”中落下帷幕。

五

凌叔华、朱利安从北京回来之后，他们时相过从，继续混在一起。

朱利安想帮助凌叔华把她的作品译成英文，办法是先由凌叔华翻译，再由他加工、修改。这些稿件被中国出版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接受，拿到英国的《伦敦水星》杂志却被拒绝。

六月初，妹妹淑浩和她的丈夫陈克恢从美国回来探亲，叔华接到母亲来信，便带小滢赶回北平与他们团聚。

凌淑浩的外孙女魏淑凌在《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一书中写了这次回北平的活动：“七月和八月都在那里。在北京期间，与那些作家、画家和其他朋友见面占去了叔华很多时间，但这几个星期，凌家两个最小的姐妹又一次与她们的母亲住在了一起，在同一个屋檐下睡觉。姐姐淑芝也时常顺道来家里看看，拉着他们的儿子‘汤姆’，买了玩具，到火神庙看木偶戏。淑浩还到曾经就读的协和医学院、冯耿光表哥家，和朋友们会面、吃饭、聊天。他们原想不久从美国回来，看到日本侵略的魔爪已伸到了华北，在亲友的劝说下，暂时打消了回国的念头。”

暑假到来的时候，朱利安和他的学生叶君健（后来成为作家、翻译家）、德里克·布莱恩，还有汉森·罗伊一起，前往西藏探险、打猎。他们先是乘船东下，游江西庐山。在途中，他给凌叔华写信说，这些人没有谁与“陪我共游北京的你相媲美”，他无限向往“大山、凉风和运动”。他还买了步枪，去牯岭射杀野猪，这使他兴奋不已。从庐山下来，朱利安等折而北返，向西经四川去西藏。尽管路程遥远艰苦，朱利安仍然激情满怀。途中他写下若干首诗篇，其中《交合之后》，写得是他与凌叔华的甜密回忆：

横越，跨过，纠结的蚊帐

脆弱的维纳斯，迷惑的战神

陷坑已张开铁网

锈痕斑斑，如潮涌的星

自然尚容许穿透

只挡在一层皮膜前

墨画的节肢动物可以生殖

在切嚓响的搏击中

螃蟹肢腿在海的拥抱中扣紧

咸味的黏液，向深海沉没

逃逸，海风飞过寒冷

绯红的落日，黑色的断树

陡峭的英格兰鸟语悬壁，直到老

在沙滩上纠结着，我们睡

诗的选题格调不高，但意象清新。尤其是诗的结尾声两句，独特新颖，很有诗的冲击力，如一束初夏的闪电，会将心灵灼伤。

在朱利安结束从西藏旅游回来的时候，廖鸿英和英斯·杰克逊从英国萨默维尔学院学习归来，英斯也是英国人，朱利安和她一见钟情，如一蓬野火倾刻间燃烧起来。

朱利安与英斯的传闻让凌叔华陷入狂乱，她一改过去的高雅与娴静，怒斥朱利安不负责任，并以死相威胁。她随身带着一瓶老鼠药和一把刀子，如若不然就吊死在朱利安屋里。

朱利安公然用种族歧视来回应凌叔华的挑战，盛怒之下说凌叔华是“中国式头脑”，“中国人是下等民族”，“一个贤明的帖木儿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阉割他的男性公民，让女人同北欧的日尔曼或印欧的亚利安民族结合——所生的后代一定很不错”。

由于凌叔华的吵闹，迫使朱利安改变了态度。

此时武大管信件的人也从中得知了朱、凌不轨的信息，一时间传遍校园。后来廖鸿英将二人的暧昧关系传到陈西滢耳中。十月的一天，朱利安和凌叔华被陈西滢堵在屋里。陈西滢暴怒地“打碎门上的玻璃，想硬闯进卧室里去”。然而，他在冷静下来之后，以极大的宽容让凌叔华自己做出选择。由于双方都想顾及面子，凌叔华选择了断绝与朱利安的关系。而朱利安为平息剑拔弩张的关系，“以事不关己的立场辞职”，被迫离开中国。

至此，朱利安只剩下无奈和悔意。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给友人埃迪的信中说：“愈加麻烦了，我对那事已经相当厌倦了……已不再合我口味了”。

朱利安在离开武大之前，这样写信给凌叔华：

有许多事情都将会非常好。最好的便是我们打败了法西斯，你们打败了日本，然后明年秋天你就可以来查尔斯顿……我们不需要再担心地位、传统、流言等等，只需要从此幸福生活。

是安慰，是怕凌叔华自杀，是画饼充饥？

此后，朱利安向学校假称先到南京，再转道上海，从上海离开中国。他还让轮船公司的朋友帮他作一份声明。实际上，朱利安是从武汉南下广州，再由此转道香港，乘船返回英国。而凌叔华假称回番禺老家处理父亲遗产，先一步赶到广州，与朱利安见面，共度最后时光，而后再送朱从香港上船。同朱利安一同回国的英斯也在那条船上，尽管朱利安力图不让两人碰面，结果二人还是碰上，不过都让他应对过去了。

朱利安在离开武大之前，陈西滢曾与他有过一次交谈，定下所谓“君子协定”。当陈西滢从廖鸿英那里得知凌叔华去香港和朱利安相会，即给他写信，指责他不守信用，“不是一个君子”。而凌叔华面对丈夫的质问，推说：“如果他想见我，我负不了责任。”

朱利安离开中国后，他仍不断与凌叔华书信往来。

六

一九三七年，朱利安回到英国后，不顾他的母亲瓦内萨·贝尔和姨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劝说和反对，执意到西班牙战场参加了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并当了一名救护车司机。七月十八日在马德里之战中，他驾驶着救护车未能躲过敌人飞机的追击，被榴散弹炸死，埋在了马德里北部的弗伦卡拉尔。瓦内萨回忆说：“他伤势非常严重，不可能生还。医生告诉我朱利安表现得多么优秀，他带回了数以百计的伤员。”

朱利安战死的消息传到武汉大学，正值秋季开学之际，学生们为他开了追悼会，地点在文学院的第一教室。正在武大读书的学生吴鲁芹后来回忆，陈西滢以文学院院长身份出席追悼会并作了发言，说朱利安·贝尔是很有希望的作家，但是不知怎么忽然跑到西班牙去了，而且牺牲了性命。就在这时会场一角发出嘘声。当陈西滢走下讲台，一位学生就冲了上去，大叫贝尔先生是为主义而死，不懂的这个就是不了解贝尔先生，就不配来纪念贝尔先生。他一面指责墙上挂的大幅挽联：“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送这副挽联的是抗敌问题研究会。他说这种不了解贝尔先生的行为，正说明他们一方面是严肃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接下来就有人去朗诵挽诗，并有人带头呼口号。挽诗和口号都与贝尔不相干，肃穆的追悼会变成了群众大会。陈西滢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不动声色，一直到散会，才默默地走出会场。

朱利安·贝尔去世的第二年（1938），由他的弟弟昆丁·贝尔编辑了纪念文集《散文、诗歌与书信》，由伦敦贺加斯出版社出版发行。

朱利安·贝尔生前写的《中国日记与笔记》，现存英国剑桥大学王家学院。

约翰·康福德、朱利安·贝尔合传《到前线去》，由两位英国学者撰写并出版。约翰是朱利安牺牲在西班牙战场的剑桥同仁。

凌叔华和朱利安·贝尔在武汉大学十六个月的婚外情，不管是帕特丽夏·劳伦斯所著《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还是魏淑凌著《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其资料主要来源于英国上述著作和资料。

直到凌叔华一九九〇年在北京病逝，她与朱利安·贝尔这段婚外情，世人也知之甚少。即使当年武大的老人知道一些内情，碍于传统，大都为尊者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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