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京失陷之后，国民政府、救亡团体等大部迁移到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在“统一抗战”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全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局面轰轰烈烈展开。武汉大学一时成了抗敌指挥总部，武大的操场也变成了军队的训练场。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为总主席，周恩来、蔡元培等十三人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会上推举老舍、郭沫若、冯玉祥、田汉等四十五人为文协理事。文协未设主席和副主席，由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负责协会一切工作。

陈西滢、凌叔华、苏雪林等亦参加了抗敌协会的工作，陈西滢被推举为抗敌协会理事。苏雪林为支援抗战，捐出了平时积蓄的三根金条。

一九三七年秋天，凌叔华在武汉接待了从上海流亡来的萧乾夫妇。

凌叔华对于萧乾夫妇的到来非常热情，马上腾出楼上房间，让他们住在自己的书房里。那时日机不断来空袭，凌叔华一家便和萧乾夫妇到湖区跑警报。

杨振声、沈从文这时从北平也逃到了武汉。

杨振声早在清华大学任教和燕京大学兼课时，

就认识萧乾，他是萧乾走上文学道路的引路人。

此时从凌叔华处得知萧乾失业，随即收为教科书编写班子的临时人员，萧乾夫妇也从凌叔华寓所，搬到杨振声在珞珈山脚下租借的住房。

由于同住珞珈山，凌叔华和萧乾、杨振声、沈从文这些老朋友常有往来。凌叔华不断给予这些朋友生活方面的照顾，然而，由于时局日紧，不容他们去谈论文学。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空袭日益频繁，这些成了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这群文化人租住的珞珈山下的房子，门前有一个竹牌坊，上面有五个“福”字，他们就戏称为“五福堂”。杨振声是堂主，大家都叫他杨大哥。然后是沈（从文）二哥，萧乾是三哥，杨振声的大儿子是四哥，沈从文的内弟张寰和是五哥。一群人打破了辈份，平等自由，其乐融融。萧乾平时去武汉大学图书馆选教材，写讲解，遇到拉警报，就跑到附近小树林躲空袭。

暂时的喘息并没有持续多久，前线又传来南口、保定、石家庄被日军攻陷的消息，一批批伤兵接连运抵武汉。萧乾、杨振声、沈从文等打起行装，告别凌叔华、陈西滢夫妇，从武汉去长沙、又由长沙转到湘西沅陵沈从文大哥沈云六的家。

在这期间，陈西滢听说父亲被日军飞机轰炸亡故，便冒险回了一趟无锡老家，陈西滢的弟妹均在外读书，他只得把母亲和大姐接到珞珈山居住。母亲和大姐信奉佛教，便在家里摆起了灵堂，每天吃斋念佛，为死者祈福。凌叔华本就对陈家印象不好，此刻朝夕相处，亦无共同语言，她倍受折磨，只让女儿小滢中间跑来跑去，由陈西滢去照顾她们。

一九三八年四月，英国小说家克里斯朵夫·衣修午德和诗人W·H·奥登来造访武汉大学，凌叔华也参加了武大为他们举行的茶会。他们是为撰写一本中日战争的书来中国，尽管大家为战事“忧心忡忡、情绪暗淡”，然而凌叔华还是努力表现出了应有的镇定。她将自己绘制的扇面赠送给他们，上面不仅有淡雅的东湖风景，还题写了有关抗战的诗句：“正当举国同奋起，惊叹走笔忘吾哀”。她还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准备了一份礼物，装在一只精巧的小盒子里，“衬垫上是一颗象牙雕成的头颅”，请他们回去代为转交，因为他们都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子里的友人。

二

在国民党首府南京被困之时，从北方彻退下来的伤病员，也大量的聚集来武汉。面对当前抗日形势，宣传抗日救亡，唤起全民抗战意识，鼓励前线士兵英勇杀敌，成为全民不可或缺的工作和义务。武汉大学师生也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分批分期去慰劳武汉三镇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凌叔华也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她与苏雪林选了一个平日慰劳人员去得少的汉阳。一打听，汉阳的伤兵医院不在汉阳的市中心，而是在汉阳南边靠长江边上的鹦鹅洲，总名称为第十五伤兵医院。

早上八时，她与苏雪林等十人从武昌渡江到汉阳，在那里雇了两条小船，装上两挑子慰问品便开船了。

走了一刻钟，她们才发现船并不是在江里走，而是在漫了水的陆地上走。凌叔华骋目环顾，到处一片汪洋，在浮出水面的房屋顶上，一丛丛树梢露在空中，远远望去，像一丛丛水草。就在这时，天上下起了霏霏细雨，即使打开雨伞，也不能完全遮住身体。已是十月天气，她们被这秋雨打得又湿又冷，不禁打起了寒战。

沿途人家房屋皆半截泡在水里，屋里只好搭起木板，一家男女老少，站在上面，守护着他们的绳床、瓦灶和破盆烂罐。这是他们唯一的家产。有的墙体因浸泡已大片脱落，豁开的墙用破席挡着，有的屋内搭起的木板已经倾斜，摇摇欲坠，这是日军轰炸造成的“人间地狱。”

一个多小时后她们下了船，走过一个臭水泥泞的夹道，这便是第十五伤兵医院。

迎接她们的是医院的吴主任，在他的引领下，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凌叔华、苏雪林等人共走访了四座伤兵疗养所。这哪里是什么医院，实际上是从前的会馆。但那些厅堂还算宽敞，空气也还流通。这些受伤的士兵躺在一排排病床上，铺着灰色军毯，盖着薄薄的棉被，身上穿着印有红十字的短棉袍。

凌叔华说：“这样的床，让我们睡一天，准保会背痛。”

苏雪林说：“看上去还好，比上海的伤病医院要好一些。”

她们分开与伤兵们谈话慰问。

这批伤员是抗战开始较早投入战斗的士兵。有宋哲元二十九军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师在北平、宛平战斗负伤的士兵；有汤恩伯的第十三军、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在北平南口战役负伤的士兵；有孙连仲、曾万钟、关征麟部参加河北保定会战负伤的士兵；

还有参加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负伤的士兵。这些士兵有的来了一个月，有的则刚来一个星期。士兵大部分是炮伤和弹伤，有的断了臂，有的伤了腿，有的伤了胸，大都经过手术，现在正在休息。在凌叔华看过的二三百名的伤兵中，他们没有一人因病痛而呻吟，也没有一人因负伤而怨天尤人。

凌叔华问：“你们负了伤，一定很痛苦吧！”

一个断臂的士兵回答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受点伤不算什么。”

有的士兵说，我们心里很急，盼着伤快点好了，快到前线同兄弟们一起打小日本，蹲在这里算怎的。也有的士兵说，我们吃亏是武器不行，没有飞机大炮，光靠轻武器远远不行。还有的士兵说，我负伤后是老百姓把我救下来的，子弹是在北平协和医院取出的，弹片是在河北保定医院取出的。凌叔华早年在这两个城市上学或生活过，谈起这些医院她并不陌生，跟这些士兵谈话，不觉拉近了同他们的距离。

有一个士兵告诉凌叔华，他身边躺着的这个兄弟，一个手榴弹投过去，炸死了十三个日本兵。这个士兵又告诉她：“日本兵不善夜战，晚上非睡觉不可。我们就趁黑夜去摸他们。”

这些伤兵年纪大都在二十岁上下，体格健壮，十分和善，但对日本侵略者却同仇敌忾。

医院一天两顿饭，这些北方来的士兵吃不惯大米，希望多做一点面食。

凌叔华走到手术室看了看，这里医疗设备十分简陋。

吴主任说：“希望红十字会给医院增加一些医疗器材和药物。

特别是X光透视，麻醉药剂，士兵大都是炮伤，弹片多至七八处，有了这些设备，手术时士兵少受些痛苦。”

凌叔华说：“我们会给红十字会去说。”

楼上是负伤军官养伤的地方，陈设与士兵住的相仿，只有三四个人，伤口大都痊愈了。这些军官告诉凌叔华，全民抗战尤其要有人指导民众，像华北老百姓的心是好的，愿为国尽力，但用着他们时，却帮了倒忙。希望有文化的人多指导民众，给他们作好宣传。

凌叔华把带去的慰劳品托医院领导分给负伤的士兵，不够的以后再补上。新到的伤兵没有被褥，她当即决定把武大战时服务团做的五百多条棉被送来，并再想法捐点钱，给医院做一两千条褥子。

太阳已经偏西，大家饥肠辘辘，她们告别吴主任，便踏上归途。

士兵们掌声相送。

这次汉阳慰劳伤兵，凌叔华无不为之动心动容。她仿佛也被置身于战火之中，枪炮声，呼啸声，在她的脑海里不停地轰鸣。

战争原本是让女人走开的，然而此时却迅速地拉近了与她的距离，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士兵，为国捐躯，慷慨赴死，都堪称民族的骄傲！在这国脉如丝的时刻，不管是前方和后方，不管是普通百姓和文化界学人，都应该给他们送去一份热情的帮助和支持。

三根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战争动员令，武汉大学于一九三七年末就开始筹划内迁事宜，作为陪都的四川重庆，本是最佳选择之地，但因迁入的机关和学校太过拥挤，他们只好选择了远离重庆几百公里的小城乐山。

由于工作需要，陈西滢需要先走一步。他先送母亲和大姐到重庆弟弟那里，叔华和小滢暂留武汉家中。

凌叔华、陈西滢在珞珈山旧居（山前十八栋）

一九三八年六月，武汉已陷入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而国民党部队也加紧城防布署，准备与日军会战，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珞珈山留给凌叔华的日子不太多了。

就在她离开之际的一天清晨，入住十八栋时栽下的两株木笔（玉兰）的紫红色花朵竞相开放了。

凌叔华望着那美丽的花朵，一时悲喜交加，情绪十分激动。此时盛开的花朵，是对主人培植的辛勤报答，还是对即将到来的日寇愤尔怒放，这令凌叔华十分诧异。

在北京，叔华只在潭柘寺见过这紫红色玉兰，且在初春料峭时节开放，六月开放还是她第一次看到，这让她感慨良久，然而，她不得不与它惜别了。

在离开武汉那天，凌叔华和女儿小滢在武昌码头登上一艘江轮，它满载乘客和货物逆水西行，小滢开始流鼻血，几个小时止不住。到重庆，在陈西滢弟弟家住了几天后，又改乘一艘小气轮西行，八月的一个晚上，她们到了乐山。夜空下，两岸夹黛的青山，在悬崖石壁上，依稀可望见雕刻的那尊硕大的佛像。

不久，武汉会战的消息传到乐山。国民政府调集百万大军与日寇展开长达四个月的争夺，中国士兵以死伤四十万的代价痛击了入侵的敌人。武汉会战虽然失败了，但也大大挫伤日军的元气，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占领中国的企图，使日寇不得不陷入战争的泥潭。

十月二十六日，日军进入武汉三镇，武大校园成了日本侵略者司令部，凌叔华居住的“十八栋”，也成了日寇军官的住所，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武汉大学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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