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西滢的去世，让凌叔华尝到了未亡人的痛苦。
有一天，她忽然接到台湾顾一樵先生来信，转告文化大学张其昀先生意见，约她去该大学执教，并言称如将西滢先生的遗书捐赠，文化学院可为他建文库和纪念室。
凌叔华当即赞成并去信致谢，请董浩云整理告竣后帮助送达文化学院；但对教书一事，因健康原因，不宜前往执教。
关于陈西滢的墓地，她也向顾一樵先生稍加说明，因在台墓地未能即行建设，此事再从长计议。
那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凌叔华终于从痛苦中摆脱出来，精神和体力渐渐得到恢复。如今霜冷江河，她孤衾有梦，又想起了家，北京史家胡同的家。家是乡愁的根，家是乡愁的缘，这就是家国情怀。一想起家，天又变得蓝了，水又变得清了。上次回大陆，悠忽间又是十三个年头，尤其是北京，她生于斯，长于斯，那里永远有着她割不断乡思、乡恋、乡情。陈西滢走了，女儿小滢在爱丁堡有她自己的家和工作，不能常陪在她身边。她乡梦难休，如今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从一九七二年春天起，她多次回国观光，回北京，去沪上，访昆明，游敦煌……她风行水行，且歌且行，一路行来甘之如饴，用旅途的劳顿去洗濯心灵的忧伤，用心灵的感悟去点亮生命之光。所到之地，她不忘会旧朋，结新友。她探望陆小曼，面晤沈从文，拜会邓颖超，造访萧乾……有道不完的友谊，说不尽的情怀，她渴望让时光回流，让生命再度起程，去消解路上画不完看不尽的风光。
一九七二年，凌叔华国内游历三月之久。到上海的时候，她想看看陆小曼，此前有人告诉她，陆小曼改了吸大烟的毛病，在艺专教学生绘画。但当她此次上海之行提出与小曼晤面时，友人告诉说陆已去世七年。她听了心里一片茫然。
后来她才知道，一九五三年上海美术家协会举办了一次画展。展会上陈毅市长去参观，发现了陆小曼的画，当他知道她是徐志摩（陈是徐在北大学生）的夫人时，特别惊讶，随即便向工作人员询问她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当得知陆小曼生活有困难时，他告之陆小曼是个人才，要关心她的生活。之后不久，陆小曼成了上海图画院的画师，并成为上海市参事室参事，生活上才有了着落。
陆小曼患有肺气肿病，经常住院，还带病给成都杜甫草堂画了多幅水墨画，不取任何报酬，都上交给国家。一九六五年春天，陆小曼病情加重，感到不久将离人世，便留下遗言：“我希望死后和志摩葬在一起。”四月二日，她与世长辞。徐志摩的好友张奚若（教育部长）向海宁文化局打招呼，后来说徐积锴不同意而作罢。不久“文革”开始，陆小曼的骨灰无人接受，只好葬到万人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陆小曼在台湾的一个侄子为她在苏州东北华侨公墓建造了一座衣冠冢，芳魂总算有了归宿之地。
二
一九七五年春天，凌叔华又回大陆旅游。
经有关部门批准，她去了向往已久的甘肃敦煌参观。在到达兰州机场时，由省艺术学院院长常书鸿接机，在一路交谈中，她得知常书鸿也是美术界的同道，一九二七年到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师从窦古特学习绘画。一九三六年应邀回国，任国立北平艺专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来到重庆，后又去了敦煌。
在兰州，由常书鸿和夫人李承仙陪同，凌叔华先后参观了兰州博物馆、大桥公社、兰州毛织厂等处。周代的马踏飞燕、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物美价廉的毛织品，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天她告别常书鸿夫妇，由博物馆女职员陪同，乘火车去酒泉。在酒泉她们参观了夜光杯厂。女职员告诉她，夜光杯是用祁连山老山玉制成，白如羊脂、黄如鹅绒，绿如翡翠、黑如乌漆，其形制简朴典雅，广为中外宾客欢迎。凌叔华看了赞叹不已，买了两只作纪念。
去敦煌没有铁路，天刚拂晓，她们便乘长途车出发了。出酒泉小城不久，车便进入大漠。一路尽是起伏沙丘，荒漠中只只球状植物，据说叫骆驼草，是沙漠中的绿化树。
天到中午，她们在这里用过午饭，继续上路。车后扬尘像一条硕大的尾巴，拖在身后须臾不肯离开。在红日西下时，她们来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洗漱后共进晚餐，相约明天去看千佛洞。
一九六一年国务院把敦煌莫高窟定为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今已花了十多年时间，陆续用水泥修了参观的人行道，并仿大理石雕成栏杆，既美观又照顾到游客安全。
凌叔华在这里一连看了三天，拍了许多照片，画了许多素描。之后她又游了鸣沙山、月牙泉、西千佛洞、白马塔、西云观等景点。敦煌比北京季节要晚一个月，正是榆树开花的时候，她们采了许多榆钱，请厨房师傅做了榆钱饼给大家尝鲜。
凌叔华结束敦煌之行，完成了一次人生的灵魂采光。
回到伦敦，她写出了散文《敦煌礼赞》，在香港报刊发表。应香港《大公报》之请，她把自己在大陆两个月的所见所闻，写了《我的回国杂写》，连载三四日。她在给浦薛凤的信中说：“内中后半是叙述西滢辞职后可怜心境及政府无情待遇……此种待遇，当然不止对西滢一人。我听到他的荒唐待遇，不止一二次了，可怜忠心耿耿如西滢者（他是昏倒在地，当法国政府逼他交出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时候，那时巴黎及伦敦报上均有照片登载）。台北方面，见他因病辞职（血压高得惊人）反而不理会。直等他辞职之后，另派一人，官加一级（大使级）薪加一倍，巴黎中国及法国学术界对此皆抱不平！当然‘朝里无人莫做官’，这本是至理名言，不幸西滢不肯相信。”
那时凌叔华已经七十五岁，她穿一件外套，不系扣子，脚穿一双平底鞋，看上去步履矫健，能走许多路的样子。
三
一九七八年，凌叔华再次回国。在这次回国之前，她先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天津女师同窗邓颖超去了信。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赵炜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同窗之谊：我所经历的邓大姐与凌叔华的几次交往》一文中说：
邓大姐看到凌叔华的来信后，对我说：“我要见见她……（她）在校时在学习上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人长得也很秀气，温文尔雅。后来她成了作家和画家。我们几十年没有来往也没有见过面了。我只知道她在解放前出国了，后来得知她去了英国，算来现在也有七十多岁了。至今我还能记起她年轻时的样子，现在也成了老太婆啦，我们都老啦。”然后要我一定别忘了提醒她凌叔华来京的日子……六月十九日，凌叔华在来京的第二天，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南门二楼的一个小会客室里，与凌叔华见了面。记得当时邓大姐提前了几分钟等候着客人的到来。不一会儿，凌叔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过来了，邓大姐等候在门口，凌叔华进来的时候，两个老同学久久地握着手，很长时间没有松开。
一九七九年三月，经医生检查凌叔华患了恶性肿瘤，左乳房手术后康复。
陈小滢的丈夫秦乃瑞，是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苏格兰中国协会主席。他一九五七、五八年来北大留学，一九七二年率一个代表团访华。一九七九年秦乃瑞来北京大学教书，第二年应我国政府之邀，担任全国人大会议文件英文定稿工作顾问，陈小滢为了让儿子思源学中文，她辞去英国广播电台的工作，也来华任教，并让儿子到北京西颐小学读书。
一九八一年凌叔华再次回国，又与邓颖超见了面。这一次她向邓颖超说出了想回国定居的心愿，并提到凌家在史家胡同的宅子，“文革”时被一家工厂占用了。她说她上次回来到那里看过，也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协商过归还事宜，却没有结果。她希望回来有个地方住。
凌叔华这次回国，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招待。那次宴请，“凌叔华提出请两位三十年代的老朋友沈从文、丁玲作陪。沈从文得知有丁玲参加，就婉言谢绝了”。
凌叔华哪里知道，她的这两位老朋友因一九八〇年三月一号丁玲发表《也频与革命》一文，对沈从文一九三三年发表的《记丁玲》一书进行严厉批评后已不再交往，而且成了中国文坛一桩公案。沈从文在给周健强的信中说：“人家已经在《诗刊》上骂过我是‘市侩’、‘胆小鬼’了，我怎么能跟一个骂过我的人同桌吃饭呢？”
这就是那次沈从文未出席宴会作陪的原委。
不久她给家住天坛南门旁（那时家里无电话）的萧乾写信，约其到新侨饭店会面。萧乾夫妇与凌叔华见面后，还将她接到家里畅叙。
在邓颖超的过问下，凌叔华的房子有了结果。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她在给老友萧乾的信中说，“组织上”给她在复兴路上安排了某单元七楼的住房，虽厨房卫生间欠备，但“有煤气供暖，有电梯上下，这在北京是天堂样的房子了！”
她说的那套房子，即今天复兴路燕京饭店附近一套二单元的房室。
她在信中还告诉萧乾，打算把伦敦的住房部分出售，以备回国生活之用，“因自己年已衰老，不能工作了”，但“作画还可维持标准，所以我想多画些画，以备回国开一画展，得款助老人院，也是一件应作的事”。她还说，这次来北京，她还打算重访昆明，因为她的新作中有一段是以昆明为背景，必须亲眼看看那里的景物。
三年后（1984年），萧乾到英国访问，在中国大使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凌叔华与萧乾见了面，并对他说：“我生在北京，我的心也还留在中国。只是因为在伦敦生活相当方便，小滢一家也在英国定居，所以总拿不定主意回不回去。”
一九八五年九月，吴文藻去世，凌叔华给冰心去信表示哀悼。信中说：
想到三年前回去，在你家午饭，文藻是如何健康安逸态度，只不过两年，便已隔世，永不能畅叙了！人生本来如梦如客，希你在这苟酷无情的的日子里，多想想快乐的往事，目前苦恼，努力忘记它吧！我本来想到今年十月回国还可再找一些老友相聚，以了心愿，不想只在一二个月内，先是郑林庄，后是文藻，天道是无情的，还说什么？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我现定十月二十左右回国，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要见的朋友是你，希望你可以拨冗见我。我们俩可以瞎聊一番，五六十年前的老话，乃至于目前有趣的见解和闲谈，都没有关系吧！
你还记得初回燕京时见了我面，你说实话：“叔华，你知道熟语说的，江阴强盗（吴文藻为江阴人）无锡贼（陈源为无锡人），咱们俩命真苦，一个嫁了强盗一个嫁了小偷。”陈西滢在旁听了只好苦笑！现在想起来有如一梦了。
写到这里，我真想立刻飞回北京，同你瞎聊一些往事，以解心头悲慽，好在现在已经十月了，还有十几日便可相见。希望我住到复兴路大楼七层后，可以多多相见。我在此一肚子苦恼，谁也不要听，只好憋着气，过着惨淡的时日！
匆匆专问珍重不一。
然而，凌叔华却没有回来。
五年后她在给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杨义的信中才说出了原委：是一家发了财的马来中国人，央求她出卖住了三十年的老屋，不意买房人野心甚大，买了上面二层，以装修噪音为由又哄骗她卖出留下的房屋。谁知买下房屋后他们封窗起墙，令她不见天日。她不得已把房室全部卖掉，在搬家时又跌伤了腰骨，令她痛苦难忍，三四个月不好，甚至不能独立上街了。
这一年，她的腰伤仍不见好转，经检查大夫说是恶性肿瘤已经扩散，回国定居的事便暂时拖了下来。
四
凌叔华的绘画、教书和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创作，最初由小说及散文，再由散文及文论，这方面她的成就最大，绘画紧接其后，这是她一生的成就和辉煌。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虽然因年大体衰，疾病缠身，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但她仍然矢志不移，且歌且行，并且用不同的文学品种（有些成为她的经典之作），大有“衰年变法”之势，成为她创作生涯的又一峰巅。
一九七〇年七月，她从台湾回英后，应林海音之约，在《纯文学》月刊第八卷第一期发表了剧作《下一代》。
它的故事发生在伦敦西北住宅区一户南洋侨民的家庭。这个家由舅、甥女、甥男、孙、外孙女组成，他们在西方社会不辞辛苦谋生，但一颗心仍系念着故土（南洋），最后祖、孙两辈人决定回去种稻、养鸭、办孤儿院和学校。
这是凌叔华燕大读书时尝试过的一种文体，四十五年后她又以南洋侨民为生活素材，写出了“有钱”也驱赶不走对于故土的乡愁。
《敦煌礼赞》是她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又一经典之作，也是各家选本必选篇目。祖国的大好河山、文化遗产和自然风光，都使她情有独钟，备感亲切。她在这篇散文里记下了所感所思，以及祖国发展变化：
我们现在的敦煌已不是千百年前“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敦煌了。我到敦煌后，天天在艳丽的桃花、李花、苹果花、海棠花下过，青青的柳色，亦溶化我的离愁，翠绿的水田，使我幻想的江南居然移到沙漠来。同行的研究员告诉我，“三十年前的敦煌，有句俗话‘喝水贵过油，风沙撵人走。’现在经过毛主席的领导，把党河修好了，居然水田、花木瓜果都有了。这里夏天的瓜和水果都格外甜，你下回来，可在夏天来尝一下。”
我们也知道敦煌早已闻名世界，在汉武帝时遣使张骞走过，唐时玄奘到印度取经走过，元时马可波罗走过。那是我们在两千年前送丝绸到欧洲去的路，也是他们带回葡萄到中国做酒的路。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丰富的东西，我们也希望二十世纪的学人也会借此机会，使敦煌宝藏重见光明，把已往失落的宝物送回来，这会使得更多世界学者乐意来敦煌参观并研究的。
这篇散文，是凌叔华御风而行超越时空的心灵歌唱。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凌叔华发表在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上的短篇小说《一个惊心动魄的早晨》，可以说是她在小说领域创作的封笔之作，一别早年闺秀风格，用第一人称描写日军占领下的北平，“我”在海淀大街李大妈家的一次奇遇。
小说通篇写了一个“惊”字。小说讲的是一天早晨，“我”送小女儿到幼稚园、街上买完菜正要回家时，被李大妈拦住，让“我”到她家帮一下忙，因为她的丈夫在“我”父亲手下当小职员多年，不好不去。原来是她丈夫离家十五年，早不回晚不回，正赶上儿媳坐月子才回来。儿子是个爱国者，明知媳妇要生孩子，却要加入“民团抗战”，直到走的那天早上才告诉他娘。母亲明白，男人向来是“流血不流泪”，她理解儿子的心情，便不再去拦。接下来小说情节便展开了。
我进门后，早就听到年轻女人的呻吟声，此刻我也看到左手卧房蓝布帘子里面，炕儿上躺着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子，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闭着眼睛哼哼的呻吟。一会儿忽然侧身要坐起来，嘴里喊着：“大忠的妈，你给我买到帽子没有？我求你赶快去买一顶。时辰一到，我就得走，到了阴间，没有帽子戴，可要被小瞧不起啊！”
李大妈告诉他已给他到做衣铺定了帽子，老头一再催她再去。李大妈说你儿子是为国为民才离开家的，忠孝不能两全，我还要照看他的媳妇。李大妈被催不过，拉住“我”的手暂时照看一下，接生产婆一会便来，她再不能等，数完钱便走了。
我独自留在堂屋，留心两边房的人叫唤，不知为什么，心里忽然一阵空虚、怅惘，好像半夜在坟地里迷了方向，摸索走路。一会儿老头儿大声的喊我：“十姑娘，请您进来一下，我得穿上鞋子。那双黑缎子鞋子，是在床底下，你来帮个忙，我下不了地。”
一会儿对面房里的小媳妇又哭又喊痛死了。如此三番交替呼来唤去，万一是难产怎么办？正在这时，大门铃铛一响，接生产婆到了，好一阵折腾，最终生下了个儿子。
老头子忽然坐起来正色望着我，说起庚子年那场战争，义和团也和今天的“民团”一样，都是为国为民战争的，这仇是永远不会忘的，外国人再来欺负我们，我们都立刻变成“民团”，或者就叫“义勇军”，“只有小日本不肯相信”。
最后，老头子也不再说他死了，“灰白贫血的脸，忽然光润起来”。
这是两代人对于同一性质战争的认知。小说用一家人“死亡”和“新生”，描写了北平普通人的抗日故事。
随着中国新时期的到来，凌叔华也浮出了地表。
她的作品在大陆、港台不断再版。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她的《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散文选集》，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集《花之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文存》（两卷本），北京华侨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古韵》，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经典作品》选，上海书店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佚作《中国女儿》，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集《绣枕》等，美国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古韵》，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凌叔华选集》，台湾业海出版社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古歌集》（另一版本书名），台湾洪苑书店出版了《凌叔华小说集》（一、二两册）等，还有一些作品被选入各种版本。
一时间，凌叔华又热了起来，还有许多咨询者、通信、来访、研究文章等见著报端。比较有代表性的采访是美籍台湾女作家木令耆（刘年玲）的《菊访》、台湾《联合报》记者郑丽园的《如梦如歌——英伦八访文坛耆宿凌叔华》等。
木令耆的采访是在一九八〇年八月。
她是由台湾到美国留学，在图书馆的《新月》杂志上读了凌叔华的作品，经心笛女士的提起，借这次到伦敦学习电视剧写作来拜访的。在紧张学习之余，她两次到凌叔华家长谈。第二次她手持一束金黄色菊花前来，告之“正因为我想到了中国，才买了这束菊花为您祝福！”
她们所谈的内容有白话文写作，《现代评论》杂志，徐志摩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友谊，二三十年代文坛旧友以及文艺又在复兴等。
文章题目便是由那束金黄的菊花而得之。
郑丽园小姐的采访是在一九八七年春天。
她到伦敦后四处打听凌叔华的居所，失望之时在伦敦大学讲师马森的帮助下，几个星期后才得到了回音。联系上后，她本以为几个小时的访问，没想到，被凌叔华娓娓道来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以及趣闻所深深吸引，一个月内竟跑了八次。面对十年前罹患乳癌，去年跌伤腰骨，又乏人照顾的凌叔华，还在追求未竟大志，感动的她舍不得轻易下笔。
对于这次采访，郑丽园把八次漫谈的内容有“齐白石、康有为、俞曲园是家中常客；英文是辜鸿铭打的基础……”、“泰戈尔来我家喝杏仁茶，徐志摩、胡适之等都到了，独有郁达夫缺席……”、“朱湘来珞珈山看过我后，就在武汉（上海到南京）渡船上投江自杀了……”、“我在遍地死尸、难民的川西，开始与维吉尼亚·伍尔夫通信……”、“为了生活，奔走于南洋、北美、英伦之间，中断了写作……”等内容，在《联合报》连载。
在结束访问时，凌叔华托郑丽园把她的散文集转交林海音女士，在题字时竟忘了是八几年，问过后仍写成一九八六年，还是错。
这是晚年的凌叔华在国内外文坛发出的最后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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