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列岛的面积和位置赋予了日本人独特的基地。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四大岛以及众多小岛组成了日本群岛，从北纬45度的北海道延伸至南端的31度九州，构成了弧状排列的地理形态。尽管日本总面积相对较小，仅约142,700平方英里，其中仅百分之十六为可耕地，而大多数的土地都是多山的。然而，大部分岛屿位于东亚季风区，被强大的海流环绕，使得整体气候相对温和。
这些列岛的基本条件在整个日本历史时期基本保持不变。然而，由于日本内外环境的变化，这些条件的重要性也随之改变。如今的日本被认为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位于亚洲东北海岸，具有战略地位，既可以参与大陆事务，又能采取超然的立场。尤其重要的是，日本已经成功转变为一个海上强国，通过贸易和海运弥补了发展现代工业所需资源的短缺。
然而，在一个世纪前，日本的地理和文化面貌截然不同。按照亚洲标准，当时的日本在大小上是相当大且富饶的，但从大陆文化的中心看，它却是最偏远、最贫瘠的地方。然而，这种相对的资源匮乏并没有被视为不利条件，因为在技术方面，日本拥有丰富的土地、水力、阳光和劳动力。早期的日本人对自己的祖国非常满意，称之为“瑞穗之厨"。因此，与世隔绝和相对富饶的农业基础成为日本地理环境的两个显著决定因素，使日本人能够发展出高水平的文化生活，既能与大陆文化接触，又能避免被其影响所压倒。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地理和文化因素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百年前，日本被认为只是东亚社会的一部分，大部分历史时期，东亚文化环境强有力地主导着日本人的生活。即使在50年、甚至30年前，这种生活方式的痕迹仍然明显。所谓“亚细亚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了解日本生活的主要基础，甚至在今天也是如此。尽管如今人们倾向于用绝对的东方和西方两分法来描述行为方式，但历史学家最好不要忘记，日本在主要文化环境的包围中度过了多少个世纪。
在季风和季风雨区域，密集型农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灌溉水稻。即使在今天，日本农户以平均每人种植两英亩半地来维持生计，相较于美国最高效农场，每英亩地能养活的人数要多十倍以上。这得益于他们完善的密集技术，依赖于灌溉和大量的人力投入，而欧洲的粗放农业则依赖于天然降雨和提高效益的机器和耕畜。
亚洲农业虽然没有达到欧洲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但其耕作方式绝非原始。它建立在高度精密的社会组织和水利控制的基础上。发展了数个世纪的灌溉系统承担了繁重的农事劳动，培育了幼小的稻秧，并为土壤补充肥料，从而使众多农业人口能够丰衣足食。农民聚居在拥挤的村庄，以便将最多的劳动力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在历史悠久的季风影响下，亚洲的大多数地区经常形成农民基地。这种基地的特点是单位耕地面积上农民数目的比例特别高，整个经济中农业生产的比重也相对较高。高度精密的水利管理和村民组织系统使得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这种被人类学家所称的农民基地，在历史上相当稳定，深植于土地之中，专注于田地和水利问题。
与此同时，类似于多数前近代社会的情形，东亚社会通常存在着基地农民和统治阶层之间明显的区别。统治阶层的家庭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农业主导的经济让农民背负了沉重的负担，需要养活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武士、神职人员和官员。工商业等致富途径发展缓慢，使得统治阶层对农业生产者更加专横。政府呈现专制，不受宗教势力和法律的竞争制约。
在东亚，儒家学说是决定人们对农耕文化中政府态度的主要哲学。它认为政府必须仁爱且有权威，将社会看作天然等级森严，由统治地位的上层、农民、工匠和商人构成。东亚传统社会与西方国家的多元化和个人主义社会极为不同。基于其深层哲学、法律制度以及对家庭和个人的根本态度，东亚社会建立了一些准则，与近代欧洲社会所依据的准则根本不同。
历史上看，日本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环境中成长。然而，日本迅速地将自己的文化与来自西方的文化进行交融，有点像是宣告脱离中国影响的独立。从血统上看，日本人并非源自中国。在与中国接触之前，典型的日本原始生活方式在某些根本方面将其与中国区分开来。语言差异最为明显，基本的宗教信仰、社会模式和政府观念也在本质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存在于原始时期，而且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人顽强地保留了许多相异之点。
历史学家常常评论说日本人有一种专有的特点，使他们与东亚的其他人民不同。乔治．桑瑟姆爵士曾提到过日本人的抗拒并作用于外国影响的“坚实而不吸收的个性之核"。有的作家强调日本社会风习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始性。另一些作家又认为日本人保留了从氏族时代遗传下来的好战性格。日本人自己则希望别人以为他们与自然及美特别协调，或者以为他们有一种特殊天才，能把外国文化影响吸收到他们所特有的合成体内来。近代作家采用了“民族性”这个说法，来解释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当然，历史学家比较审慎，不轻易用这种印象主义的分析法。但他也无须否认，在日本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历史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来源于和大陆上占统治地位的准则颇不相同的准则，因而为日本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具有个性提供了条件。
在这方面，日本人民在对待原始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上，有许多态度和做法一直没有变化。虽然有儒家和佛教的影响，他们信奉神道。从简单地对地方神灵的礼拜，到富有政治意义的对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和皇室的敬仰，一直是日本人对政府和社会的重心。皇室的绵延不断，明显是日本历史上的基本事实，它象征着日本人民的和谐及日本政体的团结。但是，还不仅如此，日本朝代的延续还说明日本政治组织上的许多特点。直到最近，日本政治大权掌握在以皇室为首的统治集团手中。这种贵族统治的结构，从它作为原始的氏族统治集团出现时起，就具有明显的特点。有统治权的家族都组织成小集团，每个集团上都有首领掌管政治和宗教。从首领信奉的祖先神衹引出宗教影响和社会声誉。因此，皇室通过亲属关系，首先在日本列岛上建立起来的统治机构，背后为太阳女神所支持。日本最早采取的这个君权形式，一直绵延到现代。
早年日本的上流人物，既是统治者又是武士。尽管在7世纪以后， 中国文职政府管理的影响在四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压制了日本的尚武传统，但到12世纪，战士一贵族又以武士的身份重新出现，并且直到现在仍是日本最杰出的领袖。在武士领导之下日本出现了与中国模式对立的那些社会特色，特别是对国家（不是对家庭或个人）的忠诚之强调、富有战斗性的民族自尊心、军事贵族制所提供的粗暴但直接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19世纪接触了西方影响的日本，意识到自己和中国的区别，并开始对中国影响表示不屑，认为它是外国的、落后的。
在历史上，日本几个主要的岛屿如果不是统一于一个单一的政治领导之下，便是由一个融合的集体所统治。九州、四国和本州是国家在日本最早出现的地方，从来没有发展成为分散而相争的地区。它们也没有像不列颠诸岛那样出现了互不相干的国家。另一方面，日本地形多山、变化多端，把它分成若干小地区，而这些地区就成为省或封建领地。日本政治史上的事件，在这多变的土地上表演出来的。首先安定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是北九州地区和濑户内海沿岸。这里成为日本的核心地带，以畿内平原为中心，面向着遥远的大陆。就是在这里，首先建立并发展起政治中心。只是到12世纪以后，关东东部的大平原才开始与核心地带相竞争。只是到19世纪，以大都市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方才统治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事实上，今天日本的许多地理和文化的传统倾向几乎完全被否定了，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正要越过太平洋和外界联系。而在国内，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和地方行政的扩张，使历史上那种以土地、水源和贵族家庭为文化主要成分的地理划分，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