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标志日本进入贵族时代的7、8世纪的成就中，公共建筑和佛教艺术一直吸引人们最大的注意力。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美学上杰出，而且因为在今天的奈良及其周围，人们还可以见到许多这样的纪念物。然而，政府方面的成就无疑对日本人民的历史发展有更深远的影响。虽然8世纪特有的政府形式——行政法令和征税手续最终被废弃，但它们为直到巧世纪的立法制度奠定了基础，并在更长的时间内，给日本人民以权威、行政组织、税收和司法程序的概念。大宝时期的制度（702年实行）像欧洲的罗马法，在以后的整个封建时代都是行政管理的持续的基础。1868年，当日本人渴望在皇家权威下重振国家的声望时，他们索性把奈良官僚制度那一套名词都搬了出来。
贵族时代早期的两大政治纪念物，就是在708一712年完成的京城奈良和大宝法典。京城奈良呈长方形，大约是2.5英里乘3.8英里，城里有皇宫、政府建筑、道路和寺庙。它体现了国家的权力和财富以及包含在大宝法典里面匀称协调的行政及社会概念。它没有防御的外墙，这说明日本的孤立地位，没有外国侵略者，甚至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国内敌人。
大宝制度显示出奈良的新政府最理想也最先进。从这些制度中，中国对日本政治的微妙影响看得很清楚。不论日本人如何要赶超中国，他们还是小心谨慎地要保卫自己政治和社会传统的最深处。大宝法典包含两部分：“律”，即刑法，和“令”，即行政制度。后来又增加了补充的称为“格”和“式”的先例和规则。对许多现代日本史学家来说，日本早期的贵族时代大宝律令的色彩如此浓厚，简直可以称之为律令时代。
事实上，原来是太阳族的主祭司，在奈良成了一个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以绝对权威来统治全国命运的皇帝。日本皇帝这时采用了天子或天皇的称号，并利用上天授命与贤德仁慈而统治天下。这些借来的概念支持他，使他合法化。不过，日本皇帝并未失去他原有的世袭大祭司的身份。他继续执行神的职务，并自信是天照大神的后裔。这足以证明，日本人对中国的国家学说作了许多调整，这是其中的第一个。他们在依赖中国制度的某些特点的同时，声称天命永远赐给天照大神后裔的皇家，统治的皇帝自然而然是贤德的。他们就这样地想方设法维持皇家世袭的不可侵犯性。
随着君权概念上的这些增加，社会理论（或阶级理论）和支配人民的财富与权力来源的关系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大宝制度舍弃了氏族社会的地方独立的做法（这是原始封建主义），而代之以用血缘关系区分的皇家臣民。法律把这些人分为三等：皇帝和他最近的家属；“良民”（又可分为官吏和国家佃户）和没有自由的“贱民”王室和为之服务的官吏组成了贵族。他们有特殊社会身份，与政府又有特权关系。从此时形成的朝廷等级制度，最能看清此点。王室的四级是给王家成员保留的，下面是臣民八级，而这些臣民又细分为三十级。不过，贵族总的有三大类：头三级是特别具有特权的，只有少数在大化改新和壬申之乱中与王室最亲近的家族，才能得到这个位置。第四和第五级划归了大化以前的“朝臣”和“连”，构成了朝廷贵族的大部分。在这个层次以下为下层朝廷贵族和从前“国造”的后代，他们的特权削减得很多，形成了所谓的地方中上层阶级。
贵族的等级和政府官职都因品位而在津贴和俸禄上有所区别。高级的贵族享有一定数目的私人侍从、所分配土地的利润、赋税的某些减免、国家对外贸易中的份额和儿子承袭职位的特权。较低级的贵族和地方中上阶级也有官地，但其他特权则较为有限。
按照大宝制度的规定，政府机构有中央和地方两层。就对称和职能原理而论，它和唐朝模式相仿，但并非完全相同。实际上，它保留了不少日本的特点。例如：天皇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分成两个主要部分：“神衹官"和“太政官"。第一个掌管天皇的神道仪式，第二个则负责国家行政管理。这个管理机构由三名大臣领导，不同于中国的由负责政策和行政的部门领导。这些大臣分别是太政大臣、左大臣和右大臣。由于太政大臣一般都是名誉职，真正的行政权力掌握在左大臣或右大臣手中。这种安排与大和时代的大臣与大连相近。
大臣通过弁官指挥八个省。又按以下部门分左右：中务、式部、治部、民部（主要是土地、人口和税收）、兵部、刑部、大藏和宫内。书面上曾经设立过检查机关，但实际上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京城里的卫兵是由地方征集而来。
中央政府的官员主要是从朝廷贵族以外的人中选拔出来的。虽然等级倾向于世袭，各级行政官员仍然是从等级合格的家庭中选拔出来的。政治制度并非严格的世袭制，各个职位的官员选拔的余地较大，而一个人在这职位阶梯上活动的可能性则相对较小。中国采用了用人唯才和科举制度的方法，而日本从未采用。在京都也设立了一所太学，但它主要为教育贵族子弟服务，而他们的职位是早就得到保证的。
地方政府由京城中心的首都开始，分为左右京两个区，并向外延伸到国。这些新的国虽然保存了旧的名称，但每个国都是由几个旧有的国组成的。在9世纪时，有66个国，由京都派出国司占领国府职位。新建的国府是仿效国家京城的。
国的内部分为郡，郡又分为里，后来改称乡。由于郡的边界往往和旧时的国的边界吻合，大化以前的国造家庭成员任郡司是很普遍的。新制度将中央任命的高职位的国司加在只有中上阶级身份的郡司头上，就是为了用中央的权威压抑地方。为便于京都监督地方，修筑了道路，还把若干国组成若干行政区。奈良周围的畿内则被视为特殊的地区。畿内以外的各国分为七个道，并有七条主要公路。
从政府的观点看，新近制度化的地方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土地管理的效率，并增加国家的收入。大化事件之后，政府明确规定了国家资源（特别是稻田）为皇帝私产的原则。为了体现这一原则，政府试图实行分三步进行的土地税制度：完全控制劳动力（以人口普查为基础），生产基地的公平分配（通过土地分配），以及统一的税收和收人的公平分配。这些步骤的胜利实施是日本早期贵族时代的卓越方面之一。从670年开始的人口普查，周期性地进行到9世纪，尽管后来并没有开始时频繁。以人口普查为基础，农村人口按户登记，然后户被组成村。户是土地分配和纳税的基本单位。
为了便于按均田制公平分配土地和稻田（此时已被认为是公家产业），根据所谓的条里制分割成相等的田地。稻田分成大约半英里见方的四方形。这些方块又分为36块大小相同、编了号码的小方块（被称为坪，面积等于一町），而它们又分成10条，每条一段，当时大约是0.3英亩。这些条形田地成为定期分配给耕者的单位，而这样分配下去的田地就是口分田。今天在日本从南九州的某些地方到关东平原的北部，仍能看到条里制的遗迹。在7、8世纪，似乎没有迹象表明日本被突然地要施行的不受欢迎的均田制所困扰。可以设想，由于其本身在技术上的优点，合理分配稻田的制度在大化改新之前就已经得到采用。
在均田制下，耕者按照不同类型得到相等的一份稻田：六岁或六岁以上的男子得两段，女子得男人定量的三分之二。领受口分田的人必须耕种田地并缴纳租税：租金是粮食税，庸和调是纺织品税，还有杂徭和兵役。纳税需要以实物方式交纳，而交通运输条件又不允许大量商品流通。因此，收税的重点就放在劳役，或者直接用杂徭和兵役，或者通过家庭生产，特别是生产纺织品。在很大程度上，丝绸被当作货币使用，将其作为支付劳动力的手段也很普遍。
奈良试验中的征兵制，肯定是大化改新中最不成功的一方面。兵役成为男性臣民的责任，强行以之代替农产品或杂徭。理论上，每个国应有三分之一的男子在征兵名册上，并在国内部队中轮流服役。在应该服役的时间内（从20岁至59岁），每个应征者应在京城服役一年、边境三年。服役期间，应征者必须提供自己的装备和口粮，一般由抽调他们的民户负担。当然，总有可能调整年龄，或用农作物或银钱来找人代替。结果军队纪律松弛、士气低落，最后演变成一群苦力。
奈良城（正式名称为平城）是710-781年的都城，是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和贵族的领导下取得新进步的例证。贵族的宫院和公共建筑证实了皇家的尊严和新的国力。在奈良的极盛时期，日本成了东亚事务的重要参与者。通过难波港口，派出过九个使团去中国唐朝（9世纪初叶，又派过两次），并与渤海国即今天的中国东北通好。在奈良之外，新招募的军队在关东北面抵御虾夷，并在九州南面抵御隼人，扩大了皇家控制的范围。
从古平城的遗物中，今天还能看到突出的文化及智慧方面的成就：设计精美的木结构的药师寺、新药师寺和唐招提寺；东大寺的艺术珍品佛教塑像和绘画；或者存放在皇家宝库正仓院里的日用手工艺品。
正仓院所藏有开间以上，其中许多为圣武天皇所有。这些东西既显 示了本国工匠的技巧，也说明当时日本在海外接触的广泛。因为在库房里，中国、印度甚至波斯的产品，和国内生产的、有大陆风味的产品摆在一起。这里有对外贸易的产品和国内匠人的出品：绸缎、金器和铜器、漆器、螺钿和玻璃器。
奈良贵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也很重要。按中国方式修史，始自《日本书纪》（720年），其目的在于给日本这个国家及其皇室在历史上找一个位置。结果编纂出六部这样的历史，直到9世纪末的宫廷事件都包括在内。各国的地方志，称为风土纪（713年编纂），也记录了那些新成立的国的历史、地理和特产。同时，贵族们利用中国的汉字，在《万叶集》（约760年编）里表达了极为丰富的诗情。它是一部有40多首诗歌的集子。这些歌的形式不同于中国的诗，但它们亲切地展现了奈良贵族在从事政府、外交、远赴任所或从军边塞时的活力和感情。
中国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时期可以用日本接受佛教为标志。佛教传入日本不仅是一场宗教传播，更是一场文化的深刻改变，类似于基督教传入不列颠岛对英国的影响。历史学家往往将日本的历史分为佛教传入前和传入后两个清晰的时期。佛教对日本的影响深远，甚至在今天，日本仍然是全球佛教的要塞之一。
佛教在初期得到圣德太子和苏我氏族的庇护，随后得到中央政府和贵族的赏识。政府出资修建华美的寺庙，并分配了大量土地。佛教的仪式也渐渐融入宫廷礼仪，贵族家庭将修建古坟的资源转向对"家庙"（氏寺）的奉献。佛教作为宗教和文化力量，成为贵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了8世纪，佛教组织在京都和各国都扎根深厚，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神道的地位。
然而，佛教并没有挤垮神道，二者在信仰和实践上有着不同的层次，满足了不同的精神需求，而且没有削弱旧有的传统。在很多情况下，佛教的外在形式与日本人的文化传统契合良好。例如，修建家庙即氏寺的做法与祭祀家族或祖先的殿堂保持一致。虽然后来曾多次尝试将这两种宗教融合，但神道始终是日本人和他们的社会制度的主要纽带。
佛教在日本发挥了三个主要作用。首先，作为一种宗教，它为日本引入了新的信仰体系和虔诚的态度。其次，作为从大陆传入的宗教组织，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第三，作为一个具有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宗教组织，佛教在日本政治事务中成为主要力量。
早期的佛教在信仰上有着与今天不同的特点。在此阶段，除了一部分僧人外，很少有人深谙佛教玄学，个人超度得救的观念也尚未发展。佛教被崇敬，主要因为人们认为它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防备灾害，回报信徒和善行者。因此，佛教最初受到的崇拜主要是针对佛菩萨如药师、四天王和观音等形象的。寺庙得到了施舍，并提供了僧侣，以便他们诵经，因为佛经被认为具有祝福的效力。在奈良时期，六大宗派主要致力于研究某些佛经，被视为维护国家安宁的重要工具。最终，护国寺的网络系统得以建立。在佛教最初传入日本的几个世纪里，它对俗人生活的影响相对较小。
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工具，佛教的作用很快显现出来。佛教吸收了中国文化，这意味着建筑、绘画和僧团组织都带有浓厚的中国风格。传入日本的佛经也是中文译本。在7世纪时，前往日本的中国文化传播者多数是僧侣，他们是在对信仰的热情驱使下冒险渡海而来的。与此相反，没有出名的儒家学者移居到日本。因此，日本人从中国唐朝学到的许多知识都经过了佛教僧侣的眼光和心灵的过滤。中国僧人在日本传播了有关中国文学、艺术、数学和医学的知识，并协助设计了桥梁和灌溉工程。自然而然，在所有这些方面，日本人学得又快又好，因此今天在奈良周围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唐代建筑和艺术的杰出代表作。
佛教组织逐渐被授予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一现象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这是因为公家和私人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庇护、社会声望和幸福，纷纷向寺庙进行施舍。这种政治利益和宗教利益交织在一起的现象，从一开始就存在，尤其在奈良城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这座城里，总共建造了48座佛寺，其中大部分是由国家提供施舍。其中以东大寺最为显赫，它是皇家的家庙，代表着皇帝和国家的国家宗教活动中心，其重要性将在后文进一步阐述。
指派僧人念经以发挥保护作用的官方政策在日本早期便开始。然而，直到736年华严宗传入后，这一政策可能才被系统地采纳为国家政策。华严宗在中国同样为国家效力。741年，奈良政府提供施舍，让这个宗派在境内各国建立庙宇，并与省会密切联系。这些庙宇包括国分寺和国分尼寺，僧尼们都在全年内的指定日期或紧急情况下应召念经。
东大寺是大和京都的国分寺，位居各地国分寺之首。747年，圣武天皇下令开始制造一座巨大的卢舍那（毗卢舍那）佛像，计划将这华严圣殿的中心像安放在东大寺的大佛堂中。这尊佛像高达53英尺，据说需要使用3万磅以上的铜、锡、铅，以及大约1500磅黄金。这一项目极大地耗费了新国家的财力和精力。然而，在752年举行佛像"开眼"的盛大典礼上，日本实际上成为了东亚世界的佛教中心，因为来自占婆和印度的官方代表和僧人都亲临日本参加。但这尊大佛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代表着卢舍那，而卢舍那作为宇宙之佛，又象征着宇宙间的精神统一。圣武天皇自称是卢舍那的“奴隶”，因此能自居为佛在尘世上的代表。正如卢舍那以其各种显相统辖宇宙的各个方面一样，天皇也保证了他国内的和谐。这是对宗教象征最高运用的一例，即支持国家。
在神道之上和神道之外，皇家政府从佛教得到了一整套强有力的宗教上的认可。佛教僧人不像欧洲的罗马教皇那样自居高于世俗的统治者，精神上也没有权威。但通过君主的宠爱，僧人能够获得高级职位，从而介入政治事务的危险仍然存在。奈良政府在这方面显得相对脆弱。随着皇室和奈良官员对佛教的资助，困难终于发生。不仅是因为佛教组织的需求使国家财源枯竭，而且僧人越来越多地介入政府事务，而大佛的铸造更是引起了这一问题的高潮。
大宝法典对僧人的管理规定非常明确，国家对僧人制度也有严格的控制，但却没有真正努力将民间组织与宗教组织分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的上层，奈良的贵族分子经常将其家族成员补充到僧侣的行列。佛教僧侣的生活方式对于有野心的贵族来说尤为吸引人，甚至皇帝和皇后本人也隐退到僧侣的生活，或者让家族中多余的成员投身为僧侣。对于更底层的贵族而言，成为僧侣是一种无视身份限制的提升途径。
僧侣介入政府事务的危险在孝谦（女）天皇和道镜和尚之间的臭名昭著的关系中戏剧性地展现出来。在天皇的宠幸下，764年道镜被任命为太政大臣，7年后又被授予法王的称号，有些类似于一个僧人天皇。然而，在770年，道镜却卷入了一场图谋夺取王位的丑剧，幸好朝廷大臣的反抗和天皇的及时逝世，使他最终垮台并被流放。在皇族和朝廷支持者中，这一事件引发了对佛教僧侣政治影响的强烈反响。与中国采取激烈的迫害和没收财产的方式对付佛教威胁不同，日本通过更为巧妙的手段解决了这一政治问题。皇帝和他的朝廷很快抛弃了奈良，以另一个新的都城取代了它，奈良的寺庙也与这个京城断绝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