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民的历史上，有两次似乎完全被外国影响所吞没。一次是在7世纪，这个国家全心全意接受中国文化；然后在19世纪，日本又受到西方向东亚的冲击。我们该如何解释日本人对外国影响的热切而不加批判的欢迎呢？有人不客气地指出，日本人主要是模仿者，没有足够的创造力来维持自己的独立的文化。又有人说，日本的善于模仿是由于地理上的孤立，使他们忽而忙于模仿，忽而又安于国内的平静。乔治．桑瑟姆把8世纪描绘成为日本人民觉醒、为中国的超级文化所震惊的时代。阿诺德·汤因比则把日本看成是在中国监护之下第一次走上高水平文明的舞台。两位史学家都认为，日本被中国的范例所折服，而要奋起模仿、追赶。

然而，单从中国化考察7、8世纪，就忽略了日本历史上极端重要的国内成分。这两个世纪里的主要政治及社会变化，绝不能简单解释为急剧倒向中国文化的副产品。5年的大化政变，传统上认为是有意识地追赶中国的开始，但也是努力搞中央集权化、使新兴贵族阶级的特权制度化的开始。理解日本的中国化，不能不考虑国内的深刻变化，这变化影响了6世纪的大和国和它的社会基础。

自从3世纪大和国建立起，太阳族的首领和支持者都不断扩大影响，巩固霸权。《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关于早期“天皇"的编年史不尽可靠，但是叙述了一个经常在扩张着的势力，而这股势力从大和派出兵力去统治（某些情况下是恢复统治）边远的地区。5世纪可能是古大和国的鼎盛时代。开始时的统治者是仁德天皇，他的巨坟据说是用20年筑成的。最后的统治者雄略天皇是一个古怪的君主，他不断致力于增加贡品。他夸耀自己在东边支配着55个省、西边个省，还有巧个省在海外的朝鲜。他这种吹嘘亦见于中国史书。中国史书上还记载这个世纪中有倭五王遣使进贡。

到公元6世纪，一个比较先进的政府机构就可以看出轮廓。大和联盟的首领自命为真的天皇，已经向氏上们提出要求更多的抽象而绝对的统治特权。他声称这些氏上就是他的官员，要按他的意向行事。更加准确的一套等级称号（姓）也定出来了。“直"、“宿祢”、“真人”和“朝臣"最高，是授予与大和氏的主要家系最近的家族的。“臣"是和皇家系谱离得较远的重要首领。“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38从各氏中最大的首领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

最后，在天皇领导之下成立了一个政务机构，各大首领都有代表。再晚些时候，又委任了代言人首领“大臣”和“大连”作为国家主要大臣。同时又努力把地方政权更直接地置于中央政权之下。全国分为许多称为“国"的单位，其势力范围大致和地方主要的氏相当。在这些单位里，统治的首领又被降为“国造"。换言之，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被目为任命的官吏，虽然开始他们都是大和国难以驾驭的属下。同时，在大和及其他更远的国里，统治者家族得到新的从事农业或工艺的“部"，也积累了更多的财富。

扩张财力的倾向，不仅限于领导家族。这个时期起，庞大的坟墓十分普遍地出现。在大和及其他边远的国里，氏的首领迅速加强对土地上的劳动力和资源的控制。地方的统治者有权联合兵力，参加大和对朝鲜的远征，间或对大和首领的权威也提出疑问。因此，大和统治者不得不常常需要依靠他的特别卫队，或者求援于“大伴"和“物部"这两个主要以武力著称的氏族，来维持均势。

到6世纪，日本在东亚诸国中，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日本人从5世纪起，在朝鲜就相当活跃，而且在任那地区，已经得到了一个行动基地。在高句丽、百济和新罗这三角斗争中，半岛上的立足点显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历史上，日本和百济联盟的时候最多，也许因为它的位置在沿着日本到中国的海路上，有战略意义，也因为它有较高的文化成就。但是，532年新罗和百济联合攻打任那，日本失去了半个在朝鲜的势力范围。30年后，日本人在562年被完全赶出任那。但是，他们对大陆还有很大兴趣，在北九州的太宰府建立了一个对外的新中心。想要恢复任那这个立足点的零星努力，继续了一个世纪。668年新罗在中国的帮助下统一朝鲜之后，日本从半岛撤退就是必然的事。

日本人6世纪时的武功，揭示了他们已经掌握了相当的资源。他们有几百只战船的舰队和数以万计的军队。而且在军事行动的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是日渐成熟的国家，其文化成就也在提高。日本人对任那有兴趣，一是军事价值，二是这个基地使他们从朝鲜得到新知识和熟练工人。难波是大和在内海东端的港口，这里经常来往着许多进贡使团，有的是日本去中国，有的是去朝鲜国王的宫廷。大陆来的难民或俘虏，大和国都乐于收留，对有地位或有才艺的，还给以属于外国“氏"一级的荣誉称号。他们的姓“秦”字和“汉”字，昭示后人他们来自中国。另一些人划为工匠或服务的部，由大和从事服务的氏来管理。

5、6世纪时，大批大陆移民持续地进人日本，新技术和新思想也随之而来。根据《日本书纪》的说法，关于孔子著述的知识，是在5世纪初年由王仁这个学者介绍给大和贵族的。这是一个方便的时间来确定汉字在日本的传播。但是，一段时间里只限于朝鲜和中国的移民能写汉字，这些移民是给统治上层当文书的，“史”就是大和统治者给他们的高贵的称号。这几个世纪里也引进了新的灌溉技术，改进了稻田的组织，采用了更精确的历法和许多别的创造性革新。大概是538年，佛家的教义传到大和，这是通过朝鲜吸取中国文化的最高点。

不过，对政府和社会以及普遍流行的宗教信仰所能承担的压力而言，大和在文化和观点上的变革，也只能到此为止。当大和的统治者设法改变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制度为中央集权的严密管理的国家结构时，私自强大起来的氏族开始把太阳族的首领变为毫无势力的傀儡。当新的家族在大和兴起而有权势，或在偏远地区拥有独立势力的时候，以血缘关系或神道信仰为基础的权威体制开始瓦解。敌意分裂了大和的联盟，边远地区和驻在朝鲜的武力都起来造反，所以6世纪在日本是个特别不平静的时期。事实上，就是因为名叫磐井的九州首领造反，日本才在562年没有守住任那。大和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有好几十年徘徊于两个可能之间：分裂为若干互相争夺的小国，还是改进为一个新的、稳定的、更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最后，倾向于集中的力量胜利了，而这个结局得之于来自中国的新影响。

到6世纪末，3世纪汉朝灭亡之后就一直分裂的中国，又在隋朝（581一618年）和唐朝（618一907年）进人复苏时期。中华帝国的威武庄严又在许多文化纪念物上显现出来——在城市里、在皇宫里、在工艺品上、在公共建筑工程上，还在派往国外的大军上。日本人被这些弄得眼花缭乱。在这汤因比所谓的“远东文化”中，有两点对日本人最为重要：一是唐朝完善了的政府体制，另一是在中国皇帝的管理下和各宗派中国化的情况下，佛教教义制度化了。

唐朝诸帝把中华帝国的政府机器组织得更加匀称、更加有效率，的确是天才。他们完善了拥护皇帝及其权威的中央官僚机关，精心搞好地方政权和税务，并把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固定在一套系统的法典里，这个理论是随着中国政治史的过程而发展出来的。它有三个中心原则，根本上和大和早期的原则相对立。第一是绝对君权的概念，按照伦理学规定，君主是受命于天的。第二是皇家亻卜从政府的概念，也就是说，受过训练的官员要根据皇帝的意愿服务。第三个原则是全国都在皇帝的相同的法律下，得到公正的治理。这本是很理想的原则，但中国人也常常偏离。事实上，唐朝的社会在结构上比这种想法要贵族化得多。不过，不论在实践上唐朝有什么错误，它的模式代表一种极有效的中央化和官僚化的制度。作为一种组织国家资源的手段，大和时代的日本人想象不出任何更有效的办法。

强大的宗教力量也被利用来支持中国的政权。至少在公元前1世纪，佛教就传入中国，它长期在理论和组织上有所发展，并时时调整以适应国家的利益。佛教具有普遍的号召力。它在中国有许多分支、许多寺院、众多的僧侣、丰富的经文和复杂而美丽的偶像艺术。到6世纪，佛教在中国和朝鲜都成为一股主要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的统治者利用佛教为服务于国家的工具而获得成功。他们用佛教仪式和精神感召力来支持绝对的君主，并引用佛教理论来支持统一帝国的道德基础。

538年佛教传入日本，立即引起政治和宗教上的反响。大和的上层家族是靠他们祖先的神而享有威望的，佛教对他们成了一大威胁。因为，如果佛的法力高于所有地方上的神（据说是如此），他们由神而来的权威又将如何？6世纪中叶，大和国王咨询他的顾问要不要供奉朝鲜来的佛像时，在日本的上层家族中引起了极重要的冲突。意见的分歧使苏我家族和以具有大连称号的物部与中臣两家族为首的家族联盟成了对立面。前者是比较新兴的、雄心勃勃的大和族后代，任大臣之职。后者是一些长期为大和族服务、比较保守的家族的联盟。物部家是世袭将军，而中臣家是从事神道仪式的。两派的争执把大和分裂了几十年。到587年，始终鼓吹新宗教的苏我家在战争中击败物部，保证了佛教被接受。

587年的胜利，使苏我家在大和国内权力高涨，不可一世。在此后的年内，苏我的首领相继统治大和的事务，几乎到了要篡夺王位的地步。592年，在消火物部中立了功的苏我马子部署了对大和首领（他的外甥）的暗杀，并让一个女性推古天皇（他的外甥女）取而代之。推古天皇的侄子厩户丰聪耳尊，同时被任命为摄政，在身后谥为圣德太子。他虽娶苏我氏之女，但对统治家族的权益卫备至，苏我家的国家扩张受到限制。

归功于圣德太子的所有行事是否真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在他有生之年，大和统治者肯定了解到佛教可以保卫政府、维持社会安宁。他们一定也看到建立中国式帝国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帝国里，君主受到忠心臣民的拥戴。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传统的、理想化的故事，那么，圣德太子一生都致力于提高大和天皇在国内外的声誉。他青年时代和苏我并肩战斗，使佛教成为国教。后来又慷慨地给佛教机构捐献，使他的家族成为这个新宗教的主要施主。有几年他企图恢复日本在半岛上失去的权利，595年和602年两次远征去夺取任那。然后又放弃了他的军事行动，在607年与重新统一的中国开始了直接交往。

圣德太子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加强他家族在大和的权威，但是不太成功。他试图使大和国王得到承认，承认他是帝国的君主，具有王权的道德属性，并得到朝廷和官吏的支持拥戴。603年，他发布了朝廷官吏十二等级的新制度，意在赋予皇帝权力来重新决定官吏的等差。6年，他又发布了十七条政府法令，想借它体现新的政治道德的气氛。他借用孔子有关国家的学说，把君臣比作天地。在与中国的官方通信中，他努力采用新的表达王权的名词，用中华帝国的概念来肯定大和首长具有“皇帝"和“天子"的尊严。

622年圣德太子逝世。苏我马子不久也退出政治舞台。大和便陷入极猛烈的政治抗衡之中。从此以后，在中国影响之下的体制及文化的变化，都和分裂各大首领的派别活动，有更密切的关系。有一个家族联盟谨慎地出现了。它的领导是中大兄皇子（一个皇家的王子）和中臣镰足。这个联盟的目的是粉碎苏我派，并把圣德太子所预想的政治和行政上的改革进行下去。这个联盟与归自唐朝、有第一手学习经验的顾问们亲密接触，其结论是最基本的体制改革必须由他们的直接“ 行动来实现。645年，中大兄皇子在一次朝廷典礼时，亲自参与谋杀了苏我马子的孙子苏我人鹿，因而为消除苏我派的影响作了准备。这一举动使诸首领如此震惊，因而胜利者能很快着手他们政治改革的计划。

6年元旦，他们发布了有名的诏书，宣称新的年号为大化，意思是巨大的变化。他们还宣布改组政治制度。以中国为样本，他们号召取消私有田地和为氏族服役的部的组织。他们申明天皇有权拥有全国的土地资源。他们号召建立一个永久性京城，而国家行政区划用国、郡、里这种制度，同时制订一个人口普查计划。在土地测量以后，按等分给耕者，赋税将按制度收缴。上层阶级将授以官职，并根据等级和身份领取报酬。

645年的政变和6年的诏书，显著地激发了皇族的干劲。他们要权力，他们要赶超中国。不过，一个国家不能在一夜之间就改好，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现代史学家对这份改革诏书有怀疑，因而也怀疑是否有事先拟好的改革计划）改革进行得缓慢而重实效。

把耕地归公是中大兄皇子提出来的，他主动放弃自家田产献给国家。属于天皇的田地，也比较容易改为公产，由公家管理，但其他的田地便比较困难了。645年，在难波修建好中国式京城，里边有皇宫和公共建筑。9年中央政府的八个部门成立，并任命了官员。652年，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土地分配在京城地带完成。668年，中大兄王子作为天智天皇登上了宝座（668一71年在位）。他满意地看到，把政权集中在天皇手中的许多步骤都已完成。

天智一死，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皇位继承的争论，有几个月日本中部陷在流血战争之中，显然有害于改革。但是，这场号称“壬申之乱"的斗争，却使一位具备所有绝对权威特点的天皇即了位。天武皇帝（673 686年在位）像早期历史中任何日本统治者一样，凭武力而掠得大权。王族的家长握有足够权力去进行领导，这还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所以，天武能完成中大兄皇子的计划，并采取了多年来被上层氏族这些既得利益者反对的措施。686年他死之后的几十年中，平城京（通称奈良）建成，有齐全的官僚机构。行政管理、地方政府、税收和军事都有成套的法令。这一伟大改革的最后几步，都是天智的继承人们以极大的热忱完成的，是很可观的初步成功。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要提出。如果7世纪后半期的改革只是不可抗拒的中国影响的结果，或者是日本强大政权施加压力的产物，那么国家怎么没有更多的反对，特别是来自氏族首领的反对？毫无疑问，答案在于改革具有更广的社会涵义。尽管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受独立的大氏族欢迎，但最后对整个统治阶级还是有利的——把这个阶级变为稳固的、文雅的贵族阶级。

7世纪破除大和统治的传统结构时，既考虑到皇家，同样也考虑了氏族的首领。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氏族首领们不会不欢迎更强大的中央领导和地方行政及土地管理上的高效新技术。再者，大化改新也没有剥夺大家族世袭的影响和财富。在大多数情况下，从前的大家族都巩固了特权地位，并安排进天皇朝廷。实质上，这新的政体不过是在氏族首领和他们的财源及政治力量之间，插人了一个集权国家的公共机构而已。从前这些家族靠他们历史上的声望和手中兵力来保持自家的荣誉和权力，现在则有皇家的制度、法律和政府机器作后盾，特别是政府有能力为他们按制度收税。

从长远来说，这种条件对从前上层的氏族是有利的，特别对那些与宫廷接近的氏族。这些人很快迁人京城，形成新的贵族阶级。他们从皇家的封地上和奈良及全国各地的税收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大的公共设施、皇宫、政府衙门、寺庙、道路和灌溉系统，标志着奈良的鼎盛时期。这个新的集权制度，是为了贵族、属于贵族的制度。日本不仅改变了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而且创造了一个新的、将存在五个世纪的社会机构。

在漫长的日本历史中，我们可以把7世纪看作一个向贵族文化过渡的时期。在这个世纪里，从前的氏族把自己改变成贵族（日本人称之为公家）。这个阶层以新的皇家朝廷为中心，抛弃了原有的地方色彩和好战特点。上层的氏族带着他们的谱系进人贵族时代。在9世纪的《新撰姓氏录》里，大约记录了1,100个氏族。他们放弃了独立的军力和财力，却享受到极讲究的生活方式，从而得到新的荣誉和安全。只要他们能维持一个相当有效的政府机器，就能给国家提供和平与稳定。在历史上，12世纪以后，他们的政权才显出不足之处，而他们的社会身份直到1945年才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