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世纪的日本史上发生了两件重大事件。一方面，朝廷贵族和大寺院失去了自8世纪以来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历史学家所谓的封建主义政治权威和土地管理的新制度开始出现。这两种情况在日本本土政治和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为一种独特而难以察觉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尽管朝廷贵族逐渐失去对国内的支配地位，但并未完全被消灭。社会变迁虽然缓慢而曲折，结果是朝廷贵族逐渐边缘化，后来仅在礼仪上受到尊敬，但却生活清贫。这种变化的发生是缓慢而不引人注意的，没有明显的转折点或激烈的斗争。即便是12世纪发生的一些农民骚动和战事，当时似乎也并不被认为具有重要性。

然而，到了12世纪末，日本社会及其政府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变革的因素显而易见：地方上的武士（也称侍）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军事指挥部（幕府）作为具有广泛民政权力的军事机构的建立，以及对封建主从关系在权力行使中的进一步依赖。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标志着社会结构、权力结构以及行使政治权力的合法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封建主义这个词汇在日本历史上的应用要求我们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说明，并进行更进一步的比较，尤其是与中世纪欧洲的制度进行比较。将欧洲封建主义的概念应用于日本始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访问者，他们首先注意到当时的日本与历史书中理想化的封建主义相似。这一术语最终被采用并在历史学家中流行，尽管存在一些误用。在日本历史上，封建主义这个词通常是在不经过分析的情况下用来描述一种概念，近年来在历史学家中也引起了争议，认为该词在日本的应用不太适当。然而，在13世纪，日本武士发展起来的政治机构，与欧洲的封建制度非常相似，因此这主要是一个语义和定义的问题。因此，一个精心构想的封建主义模型，对于理论和比较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在这一点上感到日本历史特别与世界相关的。一方面，像朝河教授试图发现的那些相似之处，可以导致一个基于历史现象的坚实概念，即封建主义。而另一方面，那些不可避免的相异之处则清晰地阐明了日本和欧洲文化之间的差异，并突显了日本历史的独特性。

可能最有用的封建主义构想是最简单的，即将封建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形式，在这个社会中，民政、军事和司法组成部分都融为单一的权威。这种权威体现在地方上具有权势的武士身上，而军事行动和军事价值在整个社会中变得至关重要。正如朝河教授所言，封建主义的出现需要某些先决条件，包括基于土地的经济、提供合法基础或框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幽灵”，以及武士与社会其他成员在军事技术上的显著差距。尤其强调封建主义必须具有“野蛮化”或“部落条件”的欧洲观点在日本并不十分重要。

如果欧洲封建主义是罗马社会的解体和新人侵入的结果，在日本则是文人贵族主动让位给出身于较低阶层的旧贵族的武士贵族。作为新兴的统治阶级，武士贵族的特点是他们来自农村，且倾向于通过私人的协议将武力组织在一起。在他们的社会圈子里，权威体现为首领和部属的关系，而不是文官之间的关系。在典型的首领与部属的关系中，首领（在日本称为殿）要求他的部属（即家人）对他效忠，作为回报，他扶养他们，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分封土地（在日本叫知行地）。分封土地的持有者通过在地方上行使武力统治奠定了社会制度的基础。在这种社会中，社会地位、行使公共权力和拥有私人封地是一致的。当然，除了军事方面，在庄园制度普及的过程中，大多数上述情况在早期并不明显。领地在早期只是在某些庄园中赋予部下的职能权利，但它在经济上起到了过渡的作用。因为一方面，职能权力是作为对部下的军事效忠的一部分而颁发的，但另一方面，它最终成为真正封建领地出现的基础。

这些具有封建主义特点的做法的普及并非突然发生，也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均匀发生的，而且也没有与皇家制度发生突然决裂。封建主义做法的出现，也就是武士（或士）掌握政治经济领导权的过程是经过若干个世纪缓慢发展而来的。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镰仓时代（1185-1333年），在这个阶段，军事领导和封建主义做法与京都皇家的势力相抗衡；足利时代（或室町时代，1338-1573年），在这个时代，武士接管了政府中皇家制度的剩余部分，并取消了宫廷的大多数所有权；德川时代（1603-1867年），在这个时代，武士阶级毫无疑义地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同时更加依赖非封建措施的政府。日本的武士贵族一直是关键人物，下面我们将讨论武士的起源。

在11世纪时，对朝廷贵族而言，武士是一个并不引人注意的问题。然而，日本地方上的贵族一直与军事关系密切。尽管建立了征兵制，技术上解除了地方贵族的武装，上层氏族的子孙继续在武装部队中占有显要地位。实际上，在奈良时期，贵族中的雄心勃勃的后代可能将从军视为最具吸引力的职业。因此，792年征兵制崩溃后，地方首领家族的成员成为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精英武士的观念再次复活了。随之而来的是武人贵族所特有的军事训练和军事装备上的“技术差距”也出现了。地方武人上层的扩张以及他们对政府民政的侵蚀标志着所谓“武士的崛起”，日本再次回到个人武装的社会。

在9世纪初，地方的首脑开始要求武装自己和下级，以更好地执行任务。这一做法最初起源于东方各国，是各国民间武力和警备力量衰落的早期迹象。随着地方情况的恶化，中央政府委派各国国司或者他们的部下担任行政司法长官（押领使）或军警（追捕使）。这种委任最初是暂时的，给予文官招募勇士的权力，并使用武力保卫地方和维持治安。随着地方官吏越来越通过世袭方式承袭他们的官位，地方上的骚乱也变得更加频繁，军事称号逐渐变成永久性的，并且压倒了文职官员。

在庄园中，随着各国行政官员越来越难以确保地方安全，管理层也认识到有必要武装自己和部下。于是，在地方政府和庄园内，领导层人士开始从自己的部下中选拔战士。这些战士在正常情况下是卫兵，而在特殊情况下则是惩罚的执行者。在庄园系统和皇家政府剩余的机关里，军事任务成为正规服务项目。在各国，有权势的家族都要对他们的家族成员进行骑射和剑术的训练。这些技能要求高，而昂贵的战马和盔甲使他们成为军事精英。

所有这一切直接影响了文职权威与政府其他各级行使权力的机构之间的关系。由于行使权威的能力越来越依赖武力，文官也必须拥有自己的军事或警卫力量。因此，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都纷纷招募大量武士供驱使。到9世纪末，在京城的藏人所组织了自己的武装警卫。京城的帝国警察（检非违使所）也从地方进行招募，藤原家将私家武装配备到他们的军事机构，组成了家族警卫，以为摄政关白或其他重要成员的护卫。六支宫廷卫队也变成了皇族的私人保镖。即便是寺院也为了自卫而从庄园召集大批武士。

地方上的上层阶级成为了军事精英，但这并没有破坏社会的秩序，因为这仅仅是将体现私有化的庄园趋势带入政府的其他部门，而武士仅仅是提供武力和管理地方为职业的官员。他们的军事服务是在朝廷的现行军令系统下进行的。然而，武士开始对超越旧权力结构的新联系产生兴趣，特别是当他们与地方势力结成集团，并与朝廷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就成为了问题。

在10世纪，地方上开始形成名为“党”的武士集团。这些人因各种利害关系或家族关系而联系在一起。在大多数集团中，都有一个亲属核心或礼仪上的亲属关系。这种核心，在日本的家族结构中早就形成为特点。家族集团的家长和他的近亲组成一个单位。家族的旁支是世袭的随从，被称为家之子，而没有血缘关系的随从则被称为家人。因此，家族的称呼是表示关系的，不一定与血缘有关，而集团的首领继续在家庙或保佑地方的神前作为宗教仪式的领袖。由于这个原因，此时的武士集团通常被称为氏族。

以家族为基础的组织逐渐融入了武力联盟的成分，将分散的个人吸引到一个卓越的领袖周围。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军事同盟通常是亲密而持久的。这种个人的军事联盟成为一种新的权威制度的主要特色，可与欧洲的领地制度相媲美。在地方上，一些大型的军事家族集团往往是由于国内长期骚乱而形成，倾向于团结在朝廷贵族中派到地方执行军事或警卫任务的周围。这些家族不仅拥有军事头衔，还享有社会声望，使得地方上的领袖很少能与之匹敌。藤原、平、源等家族逐渐充当庄园的管理人员、国司的副职或国司机构的常驻官员。因此，他们很快在久居当地的上层社会中得到支持，成为地方领导人。

10世纪和11世纪的几次动乱为一些较大的地方集团中具有潜力的军事领袖提供了崛起的机会。首先是东部地区的平将门，他具有坚定的性格和宏大的志向，是桓武天皇的五世孙。在935年，他袭击并杀死了他的亲戚平国香，服职于常陆国。939年，他占领了下野和上野的首府，自称是关东八国的主人，甚至自封为"新皇"。然而，他最终被平贞盛和藤原秀乡平定，平贞盛因此被任命为镇守府将军。与此同时，在日本西部，海盗在内海地区变得猖獗，干扰了税收货物的运送。藤原纯友被派往平靖海盗，但他自己最终变成了土匪，威胁着该地区。直到939年，当地的一些贵族组成了军事集团，才制服了藤原及其部下。其中之一就是源经基。

在这些事件之后，平氏和源氏两大家族在地方上变得日益显要。源经基的儿子满仲与藤原氏结盟，很快就在地方上担任各种官职，并且获得了许多庄园。他还从庄园中为藤原家族的警卫招募武装力量。紧接着源氏（即清和源氏）在京都和地方担任了许多朝廷任命的官员。桓武平氏的一支，在东部地区占有重要地位，而平氏的其他分支则主要集中在内海一带。自1051年至1088年，东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动乱，这些军事行动为源氏领袖提供了在关东声望鹊起的机会。到11世纪末，两个家族的特色集团形成：源氏集团在义家领导下在关东建立了强大的根据地，而平氏集团在几位退位天皇的宠信下在家乡的势力盘根错节。

11世纪时，新兴地方贵族显然不仅在维持地方和平方面发挥作用，还在朝廷斗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兴阶级的一员几乎可以聚集足够有权势的人来掌控朝廷事务。随着一个世纪的发展，由于宗派主义和不理政事，皇家逐渐衰败，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

到12世纪中叶，太上皇的院所、藤原家族和一些寺院之间的争斗使京都陷入混乱。朝廷的利益越来越依赖地方下属，处理地方事务并补充个人的军事警卫。朝廷开始失去在京都控制局势的有效能力。与此同时，延历寺和兴福寺这两个大寺院向皇家提出要求，借助大批粗暴兵士进行威胁，使混乱加剧。对于那些手握军权、想要挑战朝廷命运的人来说，这正是一个时机。第一个利用这种情况的人是平氏家族的领袖平清盛（1118-1181年）。

1133年，平清盛成为桓武平氏这一支的领袖。他曾在多个地方担任显赫职务，并作为安艺国司，获得了朝廷第四级的高位，对于一个地方出身的人来说是非同寻常的。1156年，退位的天皇崇德与当朝的天皇后白河之间发生冲突，宫廷内部的派别之争引发了军事行动。在保元之乱中，支持后白河天皇的平清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失败的一方，源氏领袖为义被处死，大大削弱了源氏在朝廷的地位。1086年，唯一有名气的源氏领袖源义朝参与了试图消灭平清盛的阴谋，但平清盛再次获胜。随着源义朝的死亡，平清盛在朝廷上再没有军事对手。此后，他升至第三级参议，第一次让地方出身的贵族进入高级朝廷贵族之列，并参与朝廷决策机构。从这个位置开始，平清盛逐渐在京都确立了统治地位。

平氏霸权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其权力源自广泛拥有的庄园和战略地位的地方官吏的支持。平清盛的强大来自于他精良的部队。然而，他的合法性，就像藤原一样，是通过渗透到朝廷内部获得的。他主要通过在中央政府内取得高位，并利用机会与皇室通婚，提升自己的地位。他自己成为太政大臣，他的儿子成为内大臣，有16个近亲成为高官、30个成为中级官员，还有许多其他亲戚成为地方长官或京都内警卫军的首领。到1180年，他将他仍是婴儿的外孙安德天皇立为皇帝，自己在宫内成为实际最高权威。平清盛在六波罗的皇宫卫戍部取代了藤原氏的政所，成为京城政权的主要所在地，因此有时将1160-1185年这个时期称为六波罗时期。

平氏家族对朝廷的控制并未持久。平清盛的专横统治立即引起朝廷和僧侣的激烈反对，甚至他曾经的恩主后白河天皇也成为反对力量的主要一员。在1180年，一个反对平氏的阴谋集团形成，其中包括一些源氏家族、园城寺和兴福寺的僧侣，以及后白河天皇的儿子以仁王。这个密谋虽然被残酷地镇压，但以仁王的名义发出的起义呼声却在清和源氏位于东部各国得到响应。清和源氏的领袖赖朝（1147-1199年）立即响应，发动了起义。令人讽刺的是，他在1160年曾因年幼而被宽恕不死。义仲（1144-1184年）是源氏家族的一员，他在信浓聚集了支持者。1181年，平清盛逝世，平氏家族只能采取守势，对抗源氏家族。

源氏和平氏之间的斗争，即源平战争，从1180年持续到1185年。这场战争从关东开始，最终焦点转移到了平氏主力最集中的中部和西部地区。1183年，赖朝掌握了关东，义仲占领了京都，而平氏撤回到他们在内海的根据地。赖朝对义仲在京都的行动产生疑虑，派遣了两个弟弟义经和范赖率领关东军对抗他。1184年，义仲被消灭，义经继续指挥关东军，在平氏撤回内海时，他打了一系列出色的战役。在坛浦，平氏的部队几乎被困在船上，这是与源氏的最后一次交锋，平氏被歼灭。在结束平氏霸权的这场海战中，安德天皇溺死。与此同时，代表日本皇权三宝之一的神圣宝剑也失落。

源平战争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特别浪漫的篇章。这场战争是一场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久的战争，战士来自全国各地。由于军事规模之庞大和持续时间之久，源平战争在日本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战斗方式是身披重甲的战士与敌手近身搏斗，产生了许多英雄故事。许多平氏领导早已完全融入了京都朝廷的生活方式，这使得战争的尖锐性更加显著。关东战士的粗野与习惯于高雅朝廷方式的平氏对阵，一直是源平战争描绘中最引人同情的部分。因此，这场战争深深印在日本人的想象中，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并催生了一种浪漫主义文学，特别是《平家物语》。从这种文学中又发展出理想化的武士行为和许多故事，为日本后来的戏剧和歌舞伎提供了基础。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两大武士集团之间的战争也具有重要意义。源平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武士在国家领导层面获得新的地位，导致在赖朝的领导下建立起第一个全国性的武力统治。赖朝采取与平清盛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控制这个国家。他在镰仓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军事司令部，远离京都，通过这个办法绕过了朝廷，而新兴的军事贵族将朝廷的权力置于次要地位。

1180年，源赖朝开始在伊豆国集结武力，反对平氏，并本意只是响应以仁王的命令，以恢复家族的财富，将平氏赶出东方各国。然而，他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军事保护制度。与平氏集中注意力于渗透政府文官部门不同，赖朝采取相反的策略，充分利用他在军事动荡时期从朝廷夺取的武力和警卫权力。严格来说，赖朝建立的幕府并非篡夺权威，因为这是得到皇家制度允许的。然而，赖朝获取权力的程序与平氏完全相反：他不急于进入宫廷，而是首先建立军事力量和个人组织，然后寻求朝廷的荣誉和头衔，最后是合法性。

在源氏领袖中，赖朝似乎对当时的“政治需求”最具洞察力。在初期取得成功后，他拒绝了去京都接受可能快速晋升的头衔。他将战功的光彩让给他人，自己却守在关东地区，努力巩固根据地。因此，在整个源平战争期间，赖朝巩固了他在东方的土地所有权，奖励了他的追随者，并建立了一支对他忠诚的御家人队伍。他在镰仓的司令部逐渐具备了当地行政中心的特征。

作为源氏的公认领袖，赖朝在1185年最终战胜了平氏，其威望大增，并从朝廷获得了许多权力。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国家的军事力量和警卫力量，以及一些管理庄园赋税的职责。1185年，他担任总追捕使（武警首领）的头衔。他在西部各国有权委任军事人员，同时还有权介入朝廷和寺庙对庄园的占有。1110年，他又接任了总守护（各国总的武装首领）和总地头（即武装的土地总管）的头衔，权力进一步加强。

1192年，他最终获得了将军的称号，其所有权力也得到了合法认可。随着接受朝廷高级官职，他的身份得到提升，财富因获得许多庄园而激增。当他成为将军时，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府文武两大部门的主要权威。作为清和源氏的一系之长，同时又是朝廷的第二品级，他直接拥有大量平氏充公的庄园（大约有120个，分布在39个国内），并得到了退位天皇的院所的认可。此外，他还得到了许多追随者委托给他的其他庄园。作为将军，他成了关东八国和西部丰后国的所有者。在其他七国，除了名义上，他实际上也是所有者。在这些国家，他有权任命长官、文职官员，甚至一些庄园的官员。在其他地方，他的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但与他新建立的两类官职的权利紧密相连。这两类官职分别是军事地方长官（守护）和军事土地长官（地头）。这些官职的任命标志着赖朝体系的扩大。

1185年，在大多数国内设立了守护，最初的目的是帮助赖朝清除军事抵抗的残余力量，以监督各国的军事和警卫事务。同时，在各地设立的地头，旨在帮助庄园官吏征收地租和应对紧急军事费用。因为赖朝认为，在坛浦战争之后，需要这笔钱来消除残敌。他在御家人中新任命的军事人员并未取代当时存在的各国文职管理机关或庄园管理员，而是与之共存。这些人对将军形成了一个逐渐遍及全国的关系网络，将镰仓司令部不仅变成地方权力机构，还成为国家行政机构。

随着权力的增强，赖朝曾宣称他要保卫皇家，而不是破坏皇家。同时，他小心翼翼地为自己的行动寻求合法根据。因此，镰仓幕府建立在朝廷指派的合法基础之上。将军的组织几乎可以执行所有地方政府的职能，比朝廷贵族执掌的日益衰落的国家机器效率更高。因此，赖朝创立了一种以封建命令为基础的行政制度，最终代替（或吸收）了以京都为中心的文官政府。镰仓成为这些新机构的中心，标志着日本历史的重要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