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平战争结束后的一个半世纪，北条氏统治下的镰仓呈现出京都和镰仓两大中心之间政治和文化的平衡。最初，京都作为朝廷贵族的城市和文化中心保持荣誉地位。

随着地方武士的崛起，贵族的财富及其高雅生活的维持并未急剧下降。贵族遍布各地庄园，仍能过上优雅的生活，而武装地头与老的管理人员共存，对庄园进行更严格的管理。相对于文官的权威，军事贵族的权力占上风。政治影响逐渐偏向离京都更近的镰仓，形成了权力的不均衡。

1221年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退位的天皇后鸟羽纠集武装力量，试图摧毁幕府。镰仓的领袖派遣大批人员平定了这场所谓的天皇“造反”的事件。结果，幕府没收更多的公家庄园，在京都设立了类似将军副职的探题（位于六波罗，旧平氏司令部），并推广地头制度到全日本。此时权力平衡明显偏向镰仓，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干涉皇家事务，如继承皇位和藤原的摄政问题。

作为新的政治中心，镰仓有两个主要机构。源氏一派的司令部可能包含20个武士家族，在赖朝时代兼具幕府的司令部职能。镰仓从渔村发展成大城市，重要的源氏仆从在此建起府第，新的佛教宗派修建本山寺院。幕府作为行政组织几乎完全任用御家人，相对于皇家政府更为简单高效。

幕府最早形成的机构是侍所，由赖朝建立，逐渐演变成军事和警卫司令部。负责制定战略、招募军事人员和监督御家人事务。政所是行政管理和决策部门，最初由法律专家大江广元负责。问注所是上诉法院，执行刑法并保管审判和土地记录，首长是行政专家三善康信。这三个部门形成了幕府的高级行政机构，在行政部门首领领导下形成一个咨询机关，讨论政策并向将军提出建议。

在镰仓以外，将军的部下占据各种地方职位，大多存在于皇家地方行政和庄园管理框架内。地方长官、京都派来的司法官员或庄园管理员都像文职官员一样工作。此外，还任命了新的地方军事长官和军事土地管理员。地头在地方行政中的作用类似庄园管理员或国的税务官，但他们对镰仓负责，而非京都。最初，地头的职责包括强化地方行政、监督土地税收和分配。他们通常通过获得税收的一部分作为报酬，例如在1221年后新委任的，通常领取土地税的十分之一和生产实物的一半。此外，还征收大约为土地税的五十分之一的米，用于维持镰仓的军事机构。因此，军事官员对庄园的收入是相当重要的。

在地头之上是军事长官守护，他们通常选自较有实力的地头成员。每位军事长官可以负责一个国或多个国，与已失去权力的文职长官同时存在，担任高级执行官员。他们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监督地方将军部下，并为各种军事警卫分配任务。

尽管赖朝是一位精明的领袖，却未能确保自己后嗣的地位连续。尽管他消除了所有近亲中的竞争对手，但在他去世时，留下了两个无能的儿子，显然无法掌控源氏家族。因此，在赖朝时代的部下中，权力之争开始蔓延。赖朝的遗孀北条政子（1157-1225年）和她娘家的男性逐渐掌握了权力。政子的父亲在1203年成为政所的执权，相当于将军的摄政。直到1333年，北条家族通过这个职位统治了镰仓幕府。1219年，一个傀儡将军（藤原氏家婴儿，赖朝女儿的后代）来到镰仓，但自1252年后，被任命为将军的皇室王子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由北条氏在幕后治理。

北条氏的摄政统治延续了超过一个世纪，为日本带来了强有力的政府和相对的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条氏属于平氏血统，在与赖朝和源氏结盟之前，该家族已经深深扎根于伊豆国。作为幕府的幕后权力，北条氏培养了一系列能干的人，成功地建立了镰仓幕府的政治地位。然而，北条氏逐渐将其他职位也纳入幕府，控制了侍所、将军在京都的代表，以及全日本大多数国家的守护职位。到1225年，出现了一个国务院（评定众），旨在给非北条氏的人更多机会参与政治，并管理幕府，但最终也被北条氏所主导。

镰仓政府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相对公正和高效地维持和平，并稳定了各国的秩序。各国官吏、守护以及地头等将军部下，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期权限的管理中发展出了一种粗暴而经济主义的制度。到这个时候，古老的大宝法典的技术性规定在各地已经难以适用，因此北条氏于1232年制定了一部法典，给在幕府任职的御家人制定了管理原则和规章。这就是《贞永式目》（或者更确切地称为《关东御成败式目》），也是日本的封建法的第一次成为法典。其基本原则包括宗教机构和朝廷的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要求武士贵族遵守庄园法的条款并尊重上级；还明确了地头和守护的职责以及镰仓朝廷的功能。

在13世纪末，当日本战士面临蒙古大汗忽必烈的大规模水陆夹攻时，北条氏领导下的政权经历了最富戏剧性的考验。忽必烈在侵占了中国本土的大部分地区和朝鲜后，于12年后派遣使者来日本，要求其成为蒙古帝国的附庸。如果由京都的皇家顾问处理此事，日本人可能会接受这个条件，但执政的北条时宗却坚决拒绝了来使。于是，忽必烈准备进攻日本，从新征服的中国和朝鲜调集了船只和水兵。1274年，约有三万人的蒙古和朝鲜混合部队从朝鲜港口启程前往日本，在北九州靠近博多的地方登陆，遭遇到由各地支持者召集的镰仓军队。正巧遇上一场大风暴，侵略军被赶回朝鲜，并遭受了严重损失。

在1281年，忽必烈更加决心使日本屈服，同时他继续征服中国南部，并派遣使臣准备第二次东征。时宗则毫不示弱，立即斩首忽必烈派来的使臣，并沿着博多湾海岸建起一道长长的防御墙。在九州，他设立了一个军事司令部，部署了新集结的部队，并接受了蒙古人曾用过的集体战斗技巧的训练。

到了1281年，忽必烈从朝鲜和中国派来了号称有14万之众的军队。尽管这支军队在有限的地方登陆，但由于防御墙的保护和日本人的出色作战能力，蒙古人未能深入内地。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战斗之后，又来了一场风暴，打散了这支巨大的侵略军。成功逃回朝鲜的逃兵中，剩下的要么被日本人屠杀，要么被俘虏成为奴隶。这场来自海外的争战成为日本历史上直到现代为止最大规模的一场，而日本成功地保卫了自己。

因此，日本人认为在忽必烈的领导下，蒙古人遭受了罕见的失败。蒙古人因此感到痛苦，忽必烈于1283年设立了一个司令部，为第三次出征做准备。然而，这个司令部在1294年忽必烈死后解散了。尽管如此，在日本，北条氏设置的军事戒备状态一直持续到1312年才解除。这场与蒙古人的冲突对日本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们成功保全了国土，但也带来了持续的恐慌心理，特别是在军事领袖中。此外，镰仓还面临两个意外的问题：庙宇和神社。在敌人入侵时，念经和祷告的噪音此起彼伏，日本人认为蒙古人的失败是神力的结果，尤其是神风的力量。

在战争中，参战和阵亡的人主要集中在九州，这些人的家属需要得到赔偿。侵略军没有留下任何土地作为战利品，因此镰仓无法满足这些家庭的需求。尽管北条氏成功地抵御了蒙古的侵犯，但这场事件对日本一个重要的地区造成了混乱，最终导致了北条氏的毁灭。

在这一事件中，日本武士作为特殊产物首次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武士在东亚社会的领导地位与众不同，与中国的学者型官吏完全不同；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与大致同时的欧洲骑士更为接近，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尽管是封建环境的产物，但武士与仍然掌握着京都的朝廷贵族完全不同。到了12世纪末，武士成为日本较高文化的主要代表，而不仅仅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在这个时候，武士的生活方式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日本文化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个新兴武士阶级的兴趣和价值标准的影响。

武士虽然也是统治阶级，但他们的生活与朝廷贵族截然不同。基本上是地方上的贵族，武士将军以当兵为天职。与公家不同的是，武士全身心投入军事和土地管理。大多数武士直接与土地管理有关，住在土地上或附近，而宫廷贵族则住在远离土地的京都孤立的世界中。武士专注于骑术、射术、剑术和领导士兵的能力，与追求高雅技艺的公家有所不同。他们崇尚忠诚、正直、无畏和节俭等品德。武士的两个主要象征是剑（武士之魂）和樱花（象征武士为君主效命，死而无悔）。武士经常在为君王服务和为家族争光中，背负着许多责任。他们还必须在农田里艰苦生活，相信这样的磨炼有助于塑造性格。节俭是他们的处世格言，不仅因为武士以有限的土地产出为生，而且认为奢侈会导致软弱。因此，他们鄙

视朝廷大臣的舒适生活，认为这种生活缺乏活力。他们甚至蔑视采用容易的方式自杀，将自杀视为“光荣的解脱法”来表示真诚或对上级的反对。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公认的自杀方式，即“切腹”，既可怕又耗时。在绝对权威下，武士过着极端严格的生活，死亡的威胁经常在他们身边。他们必须坚韧果断，生活在极其严格的环境中。

随着武士阶级逐渐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政府权力，他们开始将自己神秘化，自诩为日本社会中唯一的合格领袖。对老朽的朝廷大臣和铜臭的商人，武士们表现出蔑视，而以自己从事的职业为全体谋福利而自豪。尽管在13世纪时，这种情绪尚未完全发展，但已经在酝酿中。直到17世纪，理想化的武士道信仰才被阐述出来，儒家的原则也被用来提供更一般的道德支持。

与中世纪欧洲类似，日本封建时代早期也充满了宗教狂热。镰仓时代宗教的觉醒既是新阶级兴起的结果，也反映了生活和文化模式的变化。平氏和源氏之间的战斗、京都和镰仓之间的权力消长，使许多人感到不安全。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只能带来悲观情绪。对"末法"的恐惧仍然存在，站在衰落的京都观察世界的人只能设想不幸的日子将来到日本。

然而，新教派的传播和佛教信仰的深入，也有更积极的原因。新的觉醒满足了国内新阶级和新教派的需求。武士贵族虽然粗鲁，但对佛教也深感兴趣，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晚年都选择加入僧侣行列。在武士社会中，僧侣阶层起着重要的作用：僧侣提供有教养的人才，可以为没有文化的军事行政人员担任书记和顾问。寺庙也是文人墨客的隐居之地，并为想要逃避武士生活的人提供了安静的避难所。新的觉醒还表明，地方上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提高了，因为许多宗教活动和对这些活动的支持都来自农民和下层武士。到了13世纪中叶，佛教机构成为日本各阶层生活的组成部分，从最低的农村社会到镰仓和京都的贵族社会。重要的宗教中心也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

镰仓的宗教觉醒部分是对旧有的佛教教团的反应，对天台宗和真言宗的神秘概念的反应，以及对奈良时代六宗派对人生等级观念的反应。13世纪出现的新宗派将佛教教义介绍给最普通的俗人，并开辟了拯救众生之路。新的宗教使佛教的原则大众化，并主张更直接地以情感表达信念，即教义的自由化。新领袖往往出身低微，鼓励将佛经译成简单的日文，参加俗人的集会，甚至宣称为了了解普通人的问题，僧侣也应该结婚、有家室。

形成这些新宗派的宗教思想对当时来说并非全然新出现，因为平安时期的寺庙早已为镰仓的觉醒做好了准备。在这些庙里，崇拜阿弥陀佛和禅宗的冥想是广为人知的。镰仓时代发生的只是之前在寺院教团中的次要理论，现在在新领袖手中成为独立宗派的基础。

第一个决裂的是法然上人，他在1175年创立了净土宗。在源信教导的感召下，法然上人宣讲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救自己，因为只有依靠外力才能得救。他声称为了寻求解脱痛苦和死亡之道，人必须认识到只有相信佛的原始誓言，才能得救。这种信念必须以极大的诚心重复佛的名字。对法然来说，念佛就足够了，不需要其他，不需要庙宇、寺院、宗教仪式或僧侣，而且在佛的眼中，一切都是平等的，包括高低、男女。这种极端的看法遭到了原有宗派的反对，他于1207年被放逐出京都。此后，他流亡各地，进一步传播并普及了他的教义。

与此同时，法然的一位徒弟亲鸾（1173-1262年）进一步简化了这些教义，主张只要心诚意真地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可以得到拯救。他极力反对设立寺庙，率先打破传统，结婚、吃肉，过着正常的世俗生活。他相信好人同样可以得救，而且更是得救的对象。亲鸾创立了一个独立于法然宗派之外的宗派，称为净土真宗，或简称真宗。后来的流派称之为一向宗。净土宗和真宗都取得了广泛的信仰。尽管他们认为僧侣组织没有必要，但仍有大量信徒依然由寺庙和僧侣提供服务。如今，真宗信徒最多，净土宗次之。

日莲（1222-1282年）于1253年创立了法华宗，同样强调信仰的诚心，但其目标有所不同。日莲是个好战的关东人，教导他的信徒念南无妙法莲花经。他深信他的宗派是自救和救国的唯一真正之路。他攻击所有其他的宗派，并斥责支持其他宗派的国家领袖。他甚至批评幕府，并预言如果其他的宗派不受到制止，就会有外族的侵略。日莲的宗派，通常用他的名字来称呼，是佛教团体中最具战斗性和民族主义思想的。他的名字象征着太阳和莲花，也可被视为指向日本的佛教。他的思想中有着极端的民族主义，他常说他相信日本是神的土地，而日本的佛教是唯一真正的佛教。

赖肖尔教授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镰仓时期流行的佛教在许多方面和基督教相似。他们强调只有一个救世主（即神）、天堂、地狱和狭窄的生路的图像，对忠诚的强调，以公众祈祷和念经表示宗教热忱及上面提到的一些方式，都很相像。上述三个流行宗派也形成了教会，这些教会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成了为下层社会提供智能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机构。最后，一些宗派，特别是一向宗，将自己组织成为自卫和自治的团体以抵抗上级领导。在15世纪，一向宗在僧侣的领导下控制了加贺和能登两国，并开始治理这两国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到16世纪末，庞大的寺庙就像堡垒一样在强大的封建主军队的围攻下屹立了十多年。

随着新教派在民间日益流行，老一些的教派并非一蹶不振。事实上，它们也在进行复兴和改革。特别是天台宗和真言宗，他们在地方上的分支庙宇成为教育和慈善事业的中心。在镰仓时代的前几十年里，全国范围内致力于重修源平战争中被毁的奈良东大寺，而赖朝是其中捐献最多的。寺庙建筑和佛教雕塑的兴趣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逐渐发展为具有可观生命力的新古典主义。

镰仓时代还见证了一个宗派运动，它在一定意义上沟通了新旧教派，这就是禅宗。日本在7世纪时就有提倡沉思的教派，到12世纪时和中国重新接触，才有两位天台宗的僧侣受到启发，在传统教派之外创建了禅宗。荣西（1141-1215年）两次访问中国，于1191年回国后开始传播禅宗，并建立了临济宗以对抗天台宗。他的弟子道元（1200-1253年）在1227年从中国回来后，创建了禅宗的曹洞教派。荣西像法然一样，因思想问题而被逐出京都。但与法然不同的是，他在镰仓得到了新的军事政府的恩宠，并建立了幕府和禅宗的密切关系。荣西返回京都，因为得到了镰仓的支持，兴修建仁寺，这是第一个专为禅宗活动而建的寺庙，随后引出了在京都和镰仓兴修五个官方寺庙（五山）的运动。最终，禅宗在全国传播。

禅宗不赞成老的教派，主要因其仪式繁琐和守旧，因此它也被看作是一个改革的教派。禅宗主张沉思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佛教原始经验来实现“悟”。为了追求悟，禅宗的信徒必须经过严格的精神和身体训练。他们需要坐禅，并讨论理智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公案。通过这种方式，个人能够脱离对理智的依赖。也许禅宗最清楚地展示了基督教和佛教的区别。禅宗的悟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古基督教的顿悟，但其结果并不是被社会公认或接受的。获得悟的人并不会得到社会上的高职位，而只是能够个人生活无忧、无牵挂。这一点对武士贵族来说尤为吸引人。如果禅宗能够帮助人们理解自己、信任自己，那么它也有助于培养坚韧不拔的活动家。

在宗教范围内，禅宗反对理智，但并不主张远离充满活力的世界和文学艺术。实际上，在镰仓时期及其后几个世纪里，禅宗的僧侣和寺院在鼓励高级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禅寺的建筑分布在京都、镰仓城附近和主要国家的中心，但与奈良的宗派不同，禅宗保持与政治的距离。禅宗的寺院只在不涉及武士贵族事务的情况下才显露头角。他们以山的名字命名寺庙，表示要回归自然。因此，在武士社会中，禅宗的寺庙越来越成为学者和艺术家的主要隐居之地，而武士出家者也成为禅宗僧侣的主要来源。禅宗和北条氏执政的关系特别密切，其僧侣被任命为北条氏的书记、教师和顾问。执政们自己也是这一宗派的在家信徒，依赖禅宗的训练以获取精神力量。在对抗蒙古的战争中，北条时宗经常被描绘穿着禅宗的袈裟。

在京都和镰仓设立的官方支持的禅宗寺庙网络，以及许多新教派的传播和一些老教派的复兴，显著提高了日本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在日本人生活中的地位。我们可以将其与欧洲进行比较。作为社会的良心和逃避战乱世界的庇护所，封建日本的佛教和欧洲的基督教在很多方面都占据着相似的地位。然而，在这两种文化中，宗教机构与国家的关系却有很大的不同。佛教寺庙可能会变得富裕，个别僧侣也可能获得军界要人的信任，但作为整体，宗教机构在政治上并没有地位，无法影响国家事务。在日本，即便是佛教的最高僧侣也不能为领袖进行任何神圣的加冕仪式，也不会参与京都或镰仓的政治决策。在日本，国家一直比在欧洲更严格地掌握着对宗教机构的控制。然而，在这一时期的高级文化成就中，宗教显然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文学、艺术和建筑方面，宗教为这些领域提供了内容，而这些领域的作者大多是僧侣。典型的例子如京都朝廷的作品《方丈记》，由退休的神道僧人鸭长明（1155-1216？年）撰写，他以一个宗教隐士的身份回顾了朝廷生活。吉田兼好（1282-1350年）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朝廷官员，退休后投身佛门。他的作品《徒然草》以伤感、哀婉和凄凉的笔调描绘了过去贵族的生活。最能代表武士社会的是一类战争故事，这些故事在叙述武士阶级的战功的戏剧性情节中穿插着佛教的教导。

创作于12世纪初期的《平家物语》在这些作品中最为著名。它叙述了平氏和源氏之间的斗争，尤其是平氏的最终失败。这本书为后来的日本作家提供了许多故事情节，但它最大的重要性在于为佛教对武士阶级行为的评价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