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巧年到1 0年的日本历史，被称为基督教世纪，这是按照西方想法定出来的称呼。虽然在这一时期，基督教传入日本，并在17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影响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但西方人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相对微薄。这个世纪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一章，主要体现在国内激烈的斗争，推动了国家的统一以及基层社会与经济机构的重建。

16和17世纪的东亚在世界历史上引起特殊兴趣，因为这是欧洲人第一次与中国人和日本人有广泛接触的时期，而这两个东亚大国最初对西方人采取了拒绝态度。需要注意的是，与19世纪的西方接触不同，16世纪涌入远东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力有限，在马来亚和菲律宾建立殖民地相当困难。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7世纪进入亚洲水域，也没有充分准备进入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因此在一个半世纪后，中国和日本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西方人。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日本，并在中国仅限于小小的澳门殖民地。荷兰人在日本的长崎建立了一个小规模而有限的贸易港口。中国和日本都恢复了传统的孤立政策。

欧洲和东亚的首次遭遇如何与19世纪的遭遇有所区别？从西方的角度来看，通常以西方贸易活动的兴衰和旧世界殖民大国荷兰与后来的英国的对抗来解释。但中国和日本的内部情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应忽视的是，16世纪东方国家在政府机能和国防武力方面并不逊色于欧洲。葡萄牙早期涌入中国海主要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内部存在弱点。中国正处于王朝衰亡的最后阶段，而日本政治上分裂，正忙于内部斗争。一旦这两个国家恢复了国力，清朝的中国和德川氏的日本都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边疆。

1498年，葡萄牙人抵达印度。阿布可克在果阿设立了军事前哨站和贸易中心，成为葡萄牙在东方活动的中心。一年后，葡萄牙夺取了马六甲，进入了香料贸易和中国海。据说他们在巧14年就到达了中国。尽管未能从北京朝廷获得所需的通商租借地，但在巧57年，他们在澳门建立了一个前哨站以便与广州通商。不久之前，葡萄牙商人于巧43年在九州以南的小岛种子岛首次与日本人接触，而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则分别在巧92年和16开年抵达日本。

在中国海上，这是混乱而冒险的年代。由于日本和中国官方贸易的破裂，海上盗匪成群。日本人在安南、暹罗和吕宋建立了根据地，涉足了香料贸易市场。中国沿海岛屿成了海盗出没的场所。日本船只频繁袭击中国海岸，以至于明朝政府不得不将中国中部人民迁往内陆若干英里。在日本贸易中，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日本商人主要通过进口中国的丝绸和黄金来获取利润，换取日本的银和铜。葡萄牙人强行进入这一地区的贸易。

葡萄牙和日本的通商始于巧45年。不久之后，九州的大名们纷纷招揽欧洲人来到自己的港口，不到十年，葡萄牙人基本上将中国商人赶出了日本港口。他们的手法更为积极，机动性更强，船只也更大。葡萄牙人运往日本的商品新奇，也是一个主要的吸引力。欧洲的火器、丝绒和毛呢等纺织品、玻璃器、钟表、烟草和眼镜引起了日本人极大的兴趣。进船的港口时常变化，取决于当地大名的一时兴致。鹿儿岛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平户在巧50年后非常活跃，而福田在1560年后又受到欢迎。巧71年，长崎成为主要港口，成为葡萄牙人在日本的主要中心。

这种贸易对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它在国家经济中加重了商业的因素，使大量财富可以通过商业积累，而不是依赖专门掌握土地。商业的发展并非突然发生，九州港口的繁荣活动并非仅仅是葡萄牙人引入的结果。欧洲人给贸易带来了生机，同时也增加了其破坏性的一面。九州一些较小的大名，相对于其土地规模，提升了声望，使得日本中部和东部以土地为基础的大名感到焦虑。这些大名都是在16世纪中叶以后曾以武力领导统一运动的。

在其他显著的影响中，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个是新武器和新战术的传入，另一个是基督教的传播。日本人对火药并不陌生，在蒙古人入侵时就已经有所了解。曾经遭受中国人和朝鲜人保卫海岸的倭寇，也常常遇到飞弹爆炸的情况。然而，葡萄牙人引入的火绳枪是日本人第一次见到的准确武器，立即对日本战争的性质产生了影响。不到十年，日本西部的大名们就纷纷引进西式武器，种子岛成了新兴大名获取新武器的重要地点。大友氏显然是第一个，在巧58年就在战场上使用了大炮。巧70年后，滑膛枪队和长矛队、弓箭手队一同参与战争。到了巧75年，织田信长的3）人滑膛枪队在一场主要战争中击败了武田氏。在某种意义上，这标志着日本战争的转折点，火力的强弱决定了实力，先前能够抵挡弓箭手和骑兵的小山上堡垒，现在都在滑膛枪和大炮的射程之内。大名们不得不修建巨大的城堡、长长的城垛和护城河，以保护他们的军队。只有最富资源的大名才能幸存下来，滑膛枪的引入大概提前了这个国家最终统一的时间。

基督教在16世纪对日本的影响主要是耶稣会传教士努力的结果。巧39年，耶稣会成立，十年后，其创始人之一沙勿略就开始在日本传教。这显示了欧洲教会活动的巨大生命力。沙勿略（巧06一巧52 年）于巧42年抵达果阿，但印度人对他的教义反应冷淡。在失望之余，他在一个日本的乘船逃难者弥次郎的带领下，来到了日本。到了巧49年，他来到鹿儿岛，在这里受到大名的欢迎，因为大名认为如果允许沙勿略传教，将来就可以通商。然而，在一年之内，沙勿略被赶出了萨摩，只得迁到平户。从平户，他经过博多和山口到达京都。他希望能从足利将军处得到传教的许可，但在这里他没有成功，于是他经过鎅，回到九州。他在山口建立了第一座教堂，并得到了大内和大友两大家族的支持。到了巧51年，他离开日本，希望能够到中国传教，但在巧52年，他在广州附近逝世。

沙勿略在日本短短的两年旅行中，为耶稣会在全日本最大的传教成功奠定了基础。然而，他和他的后继者在向日本人传达基督教教义方面遇到了不可逾越的困难。使日本人理解基督教教义非常困难，这一障碍在许多年内使得基督教无法取得有意义的感染力，除非通过个人行为和榜样。

日本人称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为"南蛮"，意指他们是来自南海的野蛮人。最初，日本人将基督教看作是佛教的一种变体。然而，日本人仍然被这些远方来者所吸引，他们的坦率、果断、绝对忠诚和有力的性格在战乱的年代里显得有吸引力，尤其是在佛教僧侣表现为实利主义者并腐败的时候。

传教士们也是有学问的人，他们带来了一种新文化的知识。沙勿略原本计划通过影响寻常百姓来传播教义，但很快发现应该感染统治阶级，以欧洲的物质文明作为宗教教义的外衣。因此，伴随传教士而来的是贸易，并且在大名接见时，传教士们献上了珍奇礼品。一些九州的大名，主要是为了通商而接受这个新宗教，有的甚至命令所有臣民皈依。在巧59年，神父加斯帕．威勒拉抵达京都，将这个首都建设成为基督教活动的第二中心。一度，耶稣会得到织田信长的积极支持，他是日本几个重要军事领袖之一。

三个九州的大名为基督教提供了最引人注目的支持。在巧70年，大村纯忠开辟了长崎港口，允许耶稣会在那里修建教堂，并在巧80年将这个城市的管理交给了教会。在巧63年成为基督徒后，他下令整个领地也照样实行基督教。有马晴信、大友义镇（更以佛教教名宗麟见知）和大村纯忠形成了所谓的三个基督教大名。在巧82年，他们派遣了一个由四名日本基督徒组成的使团，乘坐葡萄牙的三桅船前往罗马教廷。使团成员包括伊东曼巧、千千石弥圭、中浦朱里奥和原马丁，他们经过澳门、葡属印度和好望角到达里斯本，巧90年返回日本。1613年，伊达正宗则用西班牙大帆船遣送了一个类似的使团，通过太平洋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再经过大西洋到达西班牙和意大利。

然而，日本领袖对容忍外国宗教的态度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随着统一和巩固的浪潮席卷全国，欢迎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开放态势逐渐消失。在1587年之前，基督教是不受压制的，直到巧97年才出现第一个殉道士。1612年以后，德川政府以残酷的决心和大量的生命牺牲开始消灭基督教。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外贸仍然得到鼓励，但是在严格的限制下，而中央领导也嫉妒地禁止九州的大名通过外贸致富。到1610年，日本已经采用了闭关自守和压制基督教的刻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