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60年，日本正处于其政治史上的转折点。在此后的年内，在日本中部迤东出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三个军事天才的先后领导下，使大名屈服，并给日本全国带来基本统一的局势。完成此一壮举的“统一者"是织田信长（1534一1582年）、丰臣秀吉（1536一1598年）和德川家康（1542一1616年）。他们本身就是大名，而他们建立的统一，采取了以军事霸权压制其他大名的形式。到了德川家康时代，他的霸权已十分稳固，而且以新的幕府权威使之合法化，结果保持和平达两个半世纪以上。

很难准确地说大名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到了建立国家霸权的可能性。织田信长不是第一个，而他和他的后继者曾和无数的强大对手拼死斗争。一旦斗争起来，巩固的过程总是沿着某些模式进行的。随着战国大名的出现，16世纪早期就打下了基础。这些地方上的霸主扩大土地、增加资源以后，开始互相火拼以扩充地盘或统治邻国。在每个区域里，最强大的大名把他周围的大名降服后，建立军事家庭联盟，自己做首领。在巧60年，当大名纠集在一起的倾向刚开始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地区上强有力的首领，如北条氏、上杉氏、今川氏、大内氏和岛津氏。他们每人都控制住了若干国的大名，并能调动数量惊人的联合部队。也可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征服全国的能力。最后争取统治全国的斗争，就是在这些地区的大名之间进行的。

像在日本历史上常常发生的一样，武力征服和谋取合法地位，总是同时进行的。地区的首脑发现有进一步扩张可能时，他们的眼睛就盯住了京都和未被注意的存在于京都的权威象征。上杉谦信（1530一1578年）在巧58年去了一趟京都，仅仅带着一个空头的官衔关东管领回到自己区域越后，但他立即对关东诸国提出要求，并攻打北条氏和武田氏的地盘。然而，只有那些距离中央各国较近的大名才易于夺取京都。到巧60年，今川义元（1519一1560年）率部25000人要穿过织田信长的地盘去京都时，未能如愿。信长仅以2万兵力就出其不意地消灭了今川义元的庞大部队。

这一战役后，信长就跃居权力的主要竞争者的高位。他的地盘的位置，在战略上也是极为有利的。因为尾张（他的家乡）既离京都不远，又有一定距离，使他免受骚乱中的中部各国影响。到了68年，信长做好了进军京都的准备。他率领3万人马进入京都，以天皇的保护者和足利义昭的拥护者的姿态出现。足利义昭是足利幕府继承权的争夺者之一。信长一旦掌握了京都，就把足利义昭立为将军，并强迫他发誓宣称一切政治决定权归于信长。这就为最后征服全日本打下了基础。

然而，信长的事业仅仅是刚刚开始，称霸全国还有许多障碍。在首都地区，比山延历寺的和尚就坚决反对他占领京都。在琵琶湖对面，有敌对的大名朝仓义景和浅井长政，他们常和比釵山的僧兵联合起来反对信长。在京都西南，鎅的商人也不友善。石山的堡垒由一向宗的狂热信徒把守，它地处要冲，正好阻止信长向内海扩张。石山和鎅反对信长得到内海一带大名的支持，而根来的僧侣在南方统辖了纪伊不少地方，也是反对信长的。在这些第一层敌人之后，远方还有更多的敌人阴影，例如东边的武田氏、上杉氏和北条氏，西边的毛利氏和岛津氏。但是，信长也有幸运的一面：与三河的大名德川家康联盟之后，也相当肯定关东敌人不会来犯，减少了后顾之忧。

信长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消灭首都地区的佛教力量。他大胆地打击了寺庙力量的中心。1571年他采取了他事业上最恐怖的行动。毫无任何宗教上的顾虑，他用火把点燃了比釵山上的寺庙、烧毁了300座建筑、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和尚。同一年他又狠狠地打击了来的僧侣。五年以后，越前和加贺的一向宗的徒众，也屈膝投降。巧73年信长粉碎了浅井氏和朝仓氏，把他们的地盘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同时，他的部队（有时达6万之众）包围了石山的堡垒。虽然到了80年才攻克这里，但把一向宗的本愿寺宗派力量永久地结束了。巧73年信长把足利义昭赶出京都，结束了足利幕府，成为他所控制的各国的事实上的霸主。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信长将主要精力放在新地盘的资源开发上。在1576年到1579年期间，他在琵琶湖岸边的安土建起了大型城堡，这标志着日本军事史的新篇章。安土城是一座为了对抗火器而建造的巨大城堡，中心有七层高的塔楼，四周围以石墙和防御据点，矗立在近江平原上，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象征。信长将战胜的地盘安排在新城堡周围，保留最好的土地，并将属于他的大名封在战败对手的堡垒里，以确认他们效忠。

在1577年，信长准备对付远方的敌手。由于后方相当稳定，他决定由首都西行，以消灭毛利氏为最终目标。信长派遣大将丰臣秀吉去讨伐毛利氏，他的军队相对顺利地扫荡了丹波、丹后、但马、因幡和播磨。在1578年，备前和美作的宇喜多投降，而毛利的土地正好在它们的外围。然而，与毛利氏的遭遇战是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的。在1582年，秀吉因自己在高松陷入僵局，请求增援。信长派遣自己的部队从安土前往，但在经过京都时，信长和他的长子被一个奸诈的将军明智光秀刺杀。得知这一消息后，秀吉迅速放弃毛利氏，日夜兼程返回京都。他与明智光秀交战，很快将其消灭。信长，这位第一位“统一者”，享年49岁，正当他走向征服全国之路时，就被杀害了。他一生主要致力于军事和破坏性工作，但为后来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在他临终时，他巩固了日本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并为接班人留下了统一政权的制度模式。

尽管信长没有花很多时间从事行政工作，但他仍然推动了一些重要的制度改革。他在城堡集中常备军方面开创了先例，削弱了军事贵族的土地控制。在他的领地中，信长在村落组织和税收方面也开始了一种新的、更系统的方法。在1571年，他要求新获得的土地进行地籍登记，并通过新的测量和估算税款的方法，在他的根据地山城国实行检地。在1576年，他开始在某些领地为农民解除武装，促进了20年后更为彻底的兵农分家。

在农业和贸易方面，信长还试图为一个全国政策打下基础。在他的辖区内，他命令统一度量衡，并取消妨碍货物流通的行会和关卡。此外，他给予商人们一些直接的好处，特别优惠和允许他们在他的堡垒城市内开设自由市场。这样一来，他加速了将服务于军事的商人阶级置于大名控制之下的进程。也许由于他对佛教的无情打击深入人心，他的去世永远结束了那些佛教大宗派独立势力的时代。他充公了大量寺庙的土地，并将自己的经纪人安插在宗教机关里，开始将佛教和神道引入为军事政府服务的轨道。

信长死后，他的主要下属进行了继承问题的讨论。他的一个年轻孙子成为继承人，另外有四位辅政者担任保护人。这四人中包括秀吉，他的责任是保护京都。然而，在三年内，秀吉已经成为信长的无可争议的继承人。在1584年，他消灭了其他三个保护人，永久地掌握了京都。他在大阪重建的石山城堡上修建了一个新的巨大城堡，作为他的总部。在1585年，他与德川家康和上杉景胜结成联盟，而信长的所有下属，包括织田家族在内，都表示效忠。同时，他以朝廷的品级和关白的称号提升了自己的身份。

到1585年，秀吉已经准备好完成信长留下的统一大业。他周围有以九个大名为主的集团，分别是北条、武田、上杉、德川、毛利、长曾我部、大友、龙造寺和岛津。上杉、德川和毛利这三家是盟友，秀吉面临的任务是削弱其他大名的实力。他首先从长曾我部氏着手，1585年他率领20万兵力进攻四国，长曾我部氏投降。两年后，秀吉领导28万士兵进攻九州。北九州的大友和龙造寺已经相对薄弱，他们脱离岛津投降，遭到了人数压倒的兵力。到1590年，秀吉准备对抗最强大的敌人小田原的北条。他率领20万人长途跋涉进入关东，横扫北条的领地，并在小田原驻扎，封锁了城堡。两个月后，北条氏投降，其他仍有敌意的大名也迅速表示效忠。至此，武力统一日本的任务已经完成。所有的土地要么属于秀吉，要么被作为封地赏给曾是他忠实臣下的大名。

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秀吉没有延长他的统一行动，以消灭其他大名，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君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从统一的过程中找到。从一开始，争夺日本霸权的力量是由大名组成的封建的、松散的联盟。每一次这种联合扩张之后，都是把得到的土地分给首领和他封赏的臣下。由于内战和对周围敌人的压力，追求霸权的人们必须通过联合或和解的方式工作，尽量避免使用武力。即使在感到必须消灭对手时，像对付北条那样，秀吉也是通过联合军队的力量，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军队。这种联合军队的结合，大半在事成之后以土地为报酬，已经足够具有吸引力。信长、秀吉和后来的德川，都是一步步地登上霸主宝座的人——从小大名到大大名，再从大大名升为大名集团的首领。即使在权力巅峰时期，秀吉也无法摆脱使用一些非联盟力量来消灭敌对大名的需要。他和他的继承人都没有足够的力量。

在丰臣秀吉的领导下，一个新的政府结构崛起，全国已被一个大名联合所征服，其首领成为全国的最高权威。然而，这个国家既失去了中心，又实现了充分的统一。这一新的权力机构的基础是秀吉和他的大名臣下对领土的瓜分。秀吉通过对土地的系统化管理为全国提供了新的丈量方法。全国的耕地按米的石数计算，一石大约相当于五斗。按照定义，一个大名拥有一万石或一万石以上的地主。在1598年，全国估计约有1,850万石，而秀吉个人占有大约2万石的土地，虽然这些土地不在一起，但集中在京都附近、近江和尾张。

秀吉在九州还控制了博多和长崎两个港口。在1593年，臣服于秀吉的大名不到2人。考虑到朝廷的少量土地和庙宇神社土地的急剧减少，有土地的首领总共占有量不到1.6万石。然而，大名之间的拥有土地的多少以及与秀吉的关系亲疏有很大的差异。德川和毛利这样的大名最大、最独立，因为他们曾经是有权力的大名联盟的头头。此外，还有许多作为秀吉家臣的大名，他们的土地虽不大，但与秀吉的关系却非常紧密。这种权力和忠诚的平衡，以及这些大名之间的战略平衡，对于维持秀吉的地位是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因素。

秀吉的权力主要建立在他的征服和他与臣下之间的封建关系之上。所有的大名都必须向他发誓效忠，并以人质作为这种誓言的信物。大名们把自己的妻室、子嗣或主要的臣属送来作为人质，最初的人质住所是大阪的城堡。后来，他们被要求在伏见的宫殿周围修建住所，以方便听候秀吉的随时召唤，而他们的妻子儿女则处于半人质的地位。秀吉通过姻亲关系和给予臣下新的姓氏或名字中的一个字来加强封建联系。

在秀吉的统治下，行政权力交给了地方上自主的大名，他依赖这些大名来掌控各自的地盘。尽管他铸造钱币、制定外交政策，并对全国发布命令，成为了日本国的绝对统治者，但他将行政权力分散给地方大名以实现局部治理。秀吉在京都的治理和对日本中部城市的稳定主要依赖于他对自身地盘的管理。为此，他采用了一种常见的方法，即依靠家臣和部下，以治理文武事务。

秀吉的亲信大名浅野长政被任命为奉行，负责管理秀吉的土地和家事。其他的家臣被委派处理建筑、交通、军事组织、物资供应等其他必要事务。秀吉实行的这种行政模式在当时所有大名中都很普遍。此外，为了维持封建秩序，秀吉创造了一种合法结构，通过在伏见府邸举办宴会邀请天皇参加，将皇家的象征与主君与臣下的关系融合，以增强自己的威望。在1591年，他甚至被赐予摄政的官衔，并在之后的退休时被尊称为太阉，这使得他能够从摄政时期就开始获得最高文武大权。

尽管秀吉将大名控制得很严，但他对地方大名的安排并非绝对稳定。在他的领土中部，大名们的地盘主要集中在甲斐到播磨及四国北部，相对较小，少数几个大名在10万石以上。一些亲信大名，如木下、加藤和小西，被放置在关键地区以平衡力量。然而，一些地方大名，尤其是曾对秀吉怀有敌意的家族，例如德川、毛利和其他“外样”大名，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在整个统一的过程中，秀吉通过重新部署臣下、调动大名的安排以及姻亲关系的建立来巩固自己的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