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铁树出面接待日本作家代表团，忽然变成我出面了。铁树访问过日本，并且写过一本《东瀛散记》，所以，他出面接待，最顺理成章了。铁树自己也说，他真的特别想再和日本作家见见面。可是，日本作家要到的前一天，他忽然电话说去不成啦，让我带外务部的人去。这回他没说带谁，我就擅自决定还是带范主任，并且也没报告盛委。通知老范说铁树去不了时，老范说，我早就知道他去不了，他那身体能到外地接待日本作家？家里的事儿都坚持不了三四个小时，陪日本作家那是一连四天！还有，刚接中国作协通知时，他一看日期就说去不了了。这和赵明丽儿子的生日是一天，据说赵明丽有言在先，如果她儿子生日那天铁树不出面张罗，她绝不答应。

老范这些无法证实的说法，我无心听，我只为自己能接待日本作家这件事而兴奋。当了这么多年中国作家，头一次接触外国作家，能不高兴吗！但我也有点紧张，第一次接触日本作家，也可以说第一次接待外国作家，心里没底儿。如果是穷的或弱的周边小国作家，还没什么，日本是富国强国，出过川端康成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接待他们，得格外认真。所以走前夜里，我突击又翻了一遍铁树的《东瀛散记》，还翻了翻当时走红的日本作家的新作，如村上春树的小说等。走时，我找铁树要了几本《东瀛散记》，并让他签了名，准备当礼物送日本作家。铁树的散文随笔的确不错，颇有鲁迅笔法，送日本作家绝对是拿得出手的。我接过书时还暗想，铁树这么个有才华的作家，怎么会把个主席当得如此狼狈不堪呢？又想，如果让鲁迅当个管一大摊子人和事的主席兼党组书记，说不定也要弄个一塌糊涂。鲁迅那嘴，若挖苦起老干部来，比铁树尖刻百倍，他若在许广平之外也弄个“姓赵的”，一定也不会有太平日子过。想到这些，我又为铁树惋惜，他若不找个栾丽惠这样的老婆，也不至于闹得如此。可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谁让他出生在穷农民家庭啊。不叫栾丽惠供铁树上大学，他怎么能成为有鲁迅笔法的作家啊！

日本作家在我省活动地点选在滨海市。滨海市不仅是日本人在中国留下故事最多的地方之一，也是我人生之船最早扬帆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入伍那年，我乘部队的敞篷炮车参加过这座城市新政权的庆典，所以现在一坐进接站的滨海市作家协会小客车，我便想到当年乘坐的绿色炮车。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就是好！不仅游行的群众这样喊，我们炮车上的军人喊得更加激昂。我们还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虽然沙皇俄国和日本都在滨海市留下了很多建筑和故事，而且太多的事实说明，日本鬼子比俄国佬更加罪恶滔天，但当时日本不在我们的打倒之例。虽然打不打倒都是口头上的，不像现在的美国导弹打伊拉克，但我们都是用着全身力气，动着满腔真情，去作着动口不动手的君子打。

我们住在滨海市最为豪华的中丽华五星级大酒店。安排房间时，日本作家没和我们安排在一层楼。我问为什么，酒店说安排日本客人那层住满了。我说，安排我们那层空着许多房间啊？他们说，你们那层是第十三层，十三层，懂吗？我想了想，懂了酒店的意思，却不懂他们这意思的道理。我说欧洲人信基督教忌讳十三，日本人和咱们同属亚洲，不会在乎十三不十三的！酒店的人批评我老外，说外国人都在乎十三。我说朝鲜、越南、蒙古都是外国，我怎么没听说他们在乎十三？酒店的人又进一步批评我说，你说的都是落后的外国，先进的外国都在乎十三，日本先进！我说日本工业和科技先进，不等于他们信基督教！五星级酒店的人不耐烦了，不屑再批评我，说，算了吧，先进国家都忌讳十三，就连咱们国家先进地区也都忌讳！谁不知道十三不吉利？我说，我也知道不吉利了，我们怎么办？他们又是不屑地婉言道，中国人就拉倒吧！范主任忍不住了，要找酒店领导理论一翻，我戏谑说，我们是共产党员，不吉利的事，我们上！

五星级酒店对日本人的如此重视，在让我反感的同时，还让我多了一分紧张。到机场迎接日本作家时，我特意把本来很挺的西装又抻巴了几下，领带也再三正了正。我还把滨海市作协主席北良也叫上了，谁叫他也去过日本呢，谁叫是我同学和朋友呢！他仿佛是一棵四季常青，熟果子累累的笑话树，只要一碰，熟透了的笑话就会一个接一个往下掉，谁和他接触都可以捡到许多令人兴奋的笑话果。上次颁奖会后，如果不叫他领我去青苹果聚友屋，我不定会难过多长时间呢。想到有他参与，我多少又轻松了一点。他也穿了笔挺的西服，我们在机场一照面，他便指着我们的西服说，不知道底细的，准会以为咱们是日本作家。你看柳大主席，用一条领带把脸勒得日本太阳旗似的红，像不像小林多喜二？范主任的西服裤子，裤裆离膝盖不远了，像不像二叶亭四迷？本人，气宇轩昂，像不像三岛由纪夫复活了？

我们正用笑话轻松着自己，日本作家出现了。果然如北良所预言，我们是日本作家，他们则像中国的四川作家。他们一行五人，只一个穿西装的，还只穿的是上衣，下身竟是牛仔裤。北良推了推我说，中国作家来了，咱们日本作家赶快上前握手欢迎吧！

我说你去了两趟日本，看人家认不认识你吧！说着我率先迎了上去。国家作协的翻译是北方老乡，日本通，和我和北良都熟。铁树和北良去日本，都是和这老乡翻译同行的，一看就知道他们有不少共同语言。我刚和老乡翻译握手，北良就开玩笑说，热烈欢迎中国作家到日本来。老乡翻译一本正经却没照原样翻译道，滨海市作协主席北良说热烈欢迎日本作家到滨海来！几位日本作家连连鞠躬点头说着谢谢的话，我和北良就笑。日本一个很像中国人的作家也笑，他用熟练的汉语把北良的玩笑说破了：翻译先生您翻错了，这位日本人似的中国作家，他说的是，热烈欢迎中国作家到日本来！

北良立刻上前指指我们几个的西服革履和他们的自由服说，让翻译先生评评，我们谁是日本作家，谁是中国作家？

会说汉语的那位日本作家也是棵玩笑树，他机智地抢在翻译前面说，当然你们是日本作家，我们是中国作家啦，还用评吗？

我们就在机场出口一阵笑，刚见面的两国作家于是就熟人似的了。

不等到达住地，那个汉语不错的日本作家就知道北良和铁树去过日本了，还说要见见铁树，他给铁树带了件小礼物。我说铁树因事外出见不到了，但有《东瀛散记》带给各位朋友。我还告诉日本作家，我是铁树主席的副手，就是受他委托来接待各位朋友的。

范主任拽我衣角小声说，你还得提提盛委，不能光说受铁树委托。我想压下不说，不想会汉语的日本作家已听见了，问我，盛委是什么人？

我支吾了一下，说是作协另一位老领导。会汉语的日本作家又问，这另一位领导是不是铁树副手，我又支吾说，他们俩是互为副手。日本朋友马上问我是不是另一位领导的副手，我说不是副手是助手。日本作家很纳闷，说，奇怪，他们互为副手，你却是一个的助手，另一个的副手，为什么？

不等我答，范主任说，另一个领导是党组的书记，在作协党组织，铁树是副书记。日本作家还是有些纳闷，想继续问我，懂外事纪律的老乡翻译解释了几句体制问题，赶紧借介绍北良把话题岔开了。他说北良也是铁树副手，但不驻会。日本作家又是一顿询问。等他们明白，中国的各级作家协会都是政府拨款的专门机关，有一批专门工作人员和专业作家，而且级别和政府各部门相同时，几乎集体惊呼起来。会汉语那位直接就说，太牛啦中国作家，我人中国作协算了，不回日本了！

北良说，那太棒了，你留中国当作家，用我的户口本，我去日本当作家，咱俩对换！

会汉语的日本作家说，你是中共党员，你的党籍也换给我算了！

北良说，党籍不用换，鲁迅先生就没有党籍，不还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吗？

老乡翻译觉得这些话出格了，就把话题往我身上引：这位铁树的副手是黑龙江省人，离萧红家乡不远！

日本作家刚从哈尔滨过来，去了萧红故居，所以会汉语那位马上拿我当话题说，你们老家土黑，大大的有营养，适合长作家！长出了一个女大作家萧，又长出一个男大作家柳！

去过日本两次的北良说，日本的水更有营养，光是你们北海道就养育了五个大作家，大作家你——东村·岩，大作家他——小林·山，大作家——大和·田，大作家西川千太郎……

原来会说汉语的日本作家叫东村·岩，他仰望着高大的北良说，滨海市的水更有营养，养育的大作家太大了，你看，你北良先生肯定有我两倍重！

北良说，我的个头大，酒馕饭袋的干活，你的体重小，精英的干活，我们中国的鲁迅就是你这样的个头！

我和北良是学友，我们怎么说话都默契。我尽情对日本朋友开北良的玩笑说，他说自己酒馕饭袋的意思是，他酒量大，可以陪你们尽情喝许多酒！

东村·岩说，北良先生不光是酒馕饭袋能陪我们喝酒，他是滨海市作协主席，省作协副主席，大作家。他又指了指我，你是省作协驻会副主席，大作家！

北良也指了我说，他是管全省女作家痛苦的副主席，我是管全省男作家喝酒的副主席，懂了吧？

东村笑着连连说，懂了懂了，柳先生是管女作家痛苦的，你是管男作家喝酒的。那好了，我们来的日本作家都是男的，喝酒都由你陪了！

东村先生，北良说，你不了解我们中国国情，现在我们中国，喝酒都是女的陪，我管男作家喝酒问题，就是管教他们不让他们老喝酒不写作。你们想喝酒，还得让柳主席给找女作家陪！

老乡翻译制止我们，别把国际玩笑一下子开得太过分了，我们才说起客套话来。我问东村先生是那年生人，因他最年轻并且最活泼。他说，我和你们共和国同龄，不过我是你们共和国的小弟弟，我十二月生，你们共和国十月生，对吧？

我说，东村先生，你是我的小弟弟，我四九年六月生，大你半年！

你也属牛？东村说，我属牛，北海道的牛！

有了同龄这个媒介：东村和我话就格外多了。吃午饭时，我们俩就熟到可以畅谈经历了。他说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日本青年很羡慕中国的红卫兵，还成立过绿卫兵组织，也想不上课。

我说，那时我们全国都不上课，你们日本也不上课了？

我们日本青年心不齐，东村说，唱《造反有理》歌，想不上课的，人数不到四分之一，骨干分子一被学校开除，大伙就散了。而你们的红卫兵，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伟大，他领导抗日战争，抗战就胜利了，他领导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也胜利了！

我笑了，说，不对了，文化大革命没胜利，彻底错了。

东村却仍严肃地坚持说，不对，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夺了权，轰轰烈烈了十年，出了那么多人物，做了那么多前无古人的事情，还不是胜利呀？彻底错了是共产党自己说的，共产党自己不愿搞了才不搞的嘛！

我说，那也不对，那时候没干什么建设的事，净搞大批判大破坏了，我也跟着干过！

东村说，你们破坏那点东西算什么，何况还是自己破坏自己，日本的侵略战争那才是大破坏，破坏了你们中国，还有不少国家，自己也破坏得很惨，那才叫大大的错了！

老乡翻译提醒我们说，作家之间的交流，怎么不多多谈谈文学？我是研究中日比较文学的！

北良说，文学也不用谈，平时多读作品就是了，应该比较比较生活，然后才能更好地比较文学。

我说，生活还用比较吗，肯定是日本比中国好，看日本在中国投资办的企业，就说明问题了。

东村说，不见得，看你们几位中国朋友，个个都比我们胖，这不说明生活好吗？

北良说，打肿脸充胖子！我们的胖，两种情况，一是搞腐败的一伙人，肥吃脏喝不干活，呆胖的，二是就知道馋肉，别的高档食品吃不起。

东村说，那你是一？还是二？

北良说，我既不是一，也不是二，天生就是伟大人物，不胖点怎么伟大呀！

我说，东村君，北良是我们中国最伟大的狡辩家，你不要跟他认真！

东村说，你们伟大领袖毛泽东语录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不就最讲认真吗？

北良说，我们共产党已经改革了，何况您又不是共产党，那么认真干啥！

东村说，噢，你们已不讲认真了？！

我说，北良是混进共产党里来的，他从来就不认真，所以现在你也不用跟他认真。

东村问我，跟你用不用认真呢？

我说，我属牛哇，这你还没体会吗，牛都认真！

北良说，那你们俩比比，日本牛和中国牛哪个更认真吧。

东村说，还是中国牛认真，你们中国的伟人鲁迅都俯首甘为孺子牛呢。

北良说，鲁迅也是凑热闹，他不是共产党员，他当什么牛，认什么真呢！

东村说，不，不，鲁迅先生可是伟大人物，他的当牛精神在日本很受尊敬。

我说，东村先生你别上北良的当，他在开咱俩的心呢。

东村说，北良开咱俩的心？是吗，北良先生？

北良说，不开了，不开了，不打扰中日两头牛比认真了。你俩认真比比谁更认真。

东村说，你的两个上司，铁树先生，盛委先生，二位比较，一定是盛委认真？！

没想到盛委和铁树竟会成为国际问题让我回答。我说，盛委是很认真，因为他是作协的法人代表，他必须认真。

东村说，铁树先生不认真吗？

我说，铁树也很认真，因为他是作协主席，不认真也不行！

东村说，那么是法人代表大，还是主席大？

我正琢磨找一句准确点的话回答，北良替我说了，在儿女眼里，爹和妈都大，至于到底谁最大，那要凭自己的感情啦！

东村点点头又摇摇头说，中国有意思，深奥！

我很怕他们再问单位的事，好不容易摆脱两天单位烦心的矛盾是非，又当国际问题战战兢兢来谈，何苦呢，便说，东村先生，咱别说别人的爹娘了，咱比比自家人岁数吧。

东村说，你几个孩子？

我说，当然一个，中国兴独生子女。

东村说，男的女的？

我说，当然男的，中国都愿意要男孩。

北良插科打诨说，几个老婆？

东村大笑。

我说，一个呗，中国兴一个老婆。

北良说，男的女的？

东村更加大笑。

我说，女的呗，中国不兴同性恋。

北良反问东村，你几个孩子？

东村说，当然也一个。

北良说，日本不讲一对夫妻一个孩，你为什么也一个？

东村说，向中国人民学习呗。

北良说，学出个男的女的？

东村说，女的呗，女的出嫁不用父母操心。

北良说，几个老婆？

东村笑过，说，当然一个！

北良说，日本不是自由吗，为啥才要一个？

东村笑说，自由才要一个呢，一个包袱背着就够累了，不能背好几个包袱。不背包袱才是自由。

北良也笑过，说，好，太好了！

我插科说，一个老婆是男的女的？

东村说，当然女的！

北良说，男的也可以，发达国家都兴同性恋。

东村说，发达国家的同性恋不科学，还是中国的异姓恋科学。什么都要讲科学！

北良说，喜新厌旧符合科学，中国却不兴喜新厌旧。

东村说，那就来点改革，你们中国不是搞改革嘛，搞喜新不厌旧。

北良笑说，东村君给传授点经验，怎么搞好喜新不厌旧？

东村大笑说，你们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说，摸着石头过河，很管用，你们还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的好！

我们都大笑起来。

笑过，我问东村，你女儿多大了？

十八，东村也问我，你儿子多大了？

十七，我说，我是你哥哥，我儿子却是你女儿的弟弟！

北良说，十七十八，该娶该嫁，让翻译先生做个媒，你们两家结亲得了，也算为中日作家友好作贡献。

我说，不敢高攀啊，东村女儿十八，我儿子十七，这不高攀吗？

北良说，你老婆不也比你大一岁吗，你不也高攀了？

我说，那不是咱中国吗，中国有句谚语，女大一，抱金鸡，日本行吗？

东村说，大一不大一我们日本不讲究，你们的伟大祖师马克思，他的夫人燕妮，不是比他大四岁吗？我是想，我家高攀柳先生家啦，你们中国不是讲门当户对嘛！

我说，我俩同岁都是作家，不正门当户对？

东村说，不，你们中国作家比日本作家地位高，你看你们作家协会，有办公大楼，有车，还有官职级别，你是副主席，厅局级，政府给配车，配工作人员，我们哪有？我们都是你们中国所说的个体户，这还不是高攀？

北良说，柳先生有的比这些还多，就是没钱，东村虽然没这些，但又有钱又有自由，你们权钱结合就是门当户对！

老乡翻译、老范、日本作家代表团五人，我们大笑了好一阵子。我们就在这样友好和谐坦诚无隔的气氛中，游览了滨海路、滨海市最大的商场、自由市场和整个市容。滨海市和北海道都滨海，所以日本作家感觉十分亲切，加上这个城市的确很美，我们拍了不少合影，而且我和东村合得较多。我们俩合影时北良便说，这是门当户对呢！有没有和我门当户对的呀！东村就挨上北良，说，我再和你门当户对。北良说，我家是女儿啊，得找有儿子的门当户对！团长大和·田便站过去说，我和滨海市作协主席门当户对！

日光、气温、景色和大家情绪都相当好，所以每拍一处都有单人的双人的和集体的，转了不到一天，用去七八个胶卷。这七、八个胶卷，每拍掉一张，就如拍掉在单位时的一分七上八下的心情，好轻松啊。

晚上我以省作协名义为日本朋友举行欢迎宴会，地点选在一个画家朋友办的画廊。画廊和一家酒店连体，在画廊举行酒会真是再高雅不过了。餐桌按画家朋友的构思摆成一幅美术作品，请来作陪的多是年轻貌好的女作家和女画家，所以日本朋友连连赞叹说，好！美！妙！漂亮！景、人、餐俱佳！

其实我图的是省钱。若在下榻的五星级中丽华酒店宴请，这样的规模，要六千多元人民币，而画廊酒家只需一千五百元。而且大家都置身画丛中，仿佛什么都秀色可餐了。

坐定后正式致欢迎辞前我发现一个现象，上午我们中国作家全是西装革履，晚宴却全变成了便装，而日本朋友则全变成西装革履了。这现象我刚一发现，就被北良出口点破了。北良说，早晨是日本作家迎接中国作家，晚上才是中国作家欢迎日本作家！

大和·田团长还没听懂北良的幽默，问，为什么？

北良说，衣服，你看看衣服，中日作家换衣服啦！

翻译把北良的话翻译后，大和团长和大家一起一阵大笑。笑过高潮，我开始致辞说，我代表盛委书记和铁树主席，对日本作家朋友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为了弄出更好的气氛，我乘机把铁树签名的《东瀛散记》送给各位。范主任跟我耳语说，你不该把铁树的书当一项仪式送，和盛委没法交代。他的提醒让我很扫兴，但还是灵机一动想出一个补救办法。我顺手摘下衣兜上的笔送给大和团长说，我们盛委书记委托我送团长先生一支中国金笔，意在祝愿日本作家朋友写出更多传世大作……

弄完这个插曲，我心情又恢复了轻松，赶紧挽回疏忽说：刚才滨海市作协主席兼省作协副主席北良先生说，今晚才是中国作家欢迎日本作家。正因为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作家才特意穿了中式便服，为的是喧宾夺主，突出日本朋友。这是我临时想到的文过饰非之辞，我忽视了日本人讲究宴会和各种隆重场合穿西服这一细节。

老乡翻译十分配合地将我的话翻译后，日本作家都虔诚地连连点头致谢。我又说了中国作家怀着对日本文学的敬意而表示对以大和·田为首的日本作家代表团的光临，希望通过这次交往建立我省作家和北海道作家的友好关系等等。翻译后我又拿出准备好的礼品——每人一枚刻了日本作家名字的玉石章。日本作家接过石章，我又说，中国有句表达感情的话，海枯石烂心不变。现在，各位日本作家朋友的名字刻在中国的玉石上了，只要玉石不烂，我们友情就不会变！

玉石名章由五位女士热烈而庄重地送到五位日本作家手里，日本作家都很激动，大和·田团长带头向我们敬酒，东村也异常活跃，主动代团长喝酒。东村和我碰了几次门当户对杯后，就开始向北良进攻。他说北良，你不是伟大的酒囊饭袋吗？让我见识见识！

北良一见东村说得极认真，就又开始像在青苹果聚友屋那回，在耍嘴上功夫了。他说，滨海市的人还能没海量吗？我是考虑别破坏中国作家形象，也别把北海道作家喝躺下明天影响活动！

东村说，北海道人也是有海量的，躺不下，北良先生能喝酒是给中国作家争光彩，中国大诗人李白，他的诗和他的酒名，在日本最受赞美！

北良推不掉，只好向我求救说，柳先生可以作证，我是说笑话给日本朋友助兴的，问他我有海量吗？

我一本正经说，北良先生确实没有海量，但他有湖（壶）量，喝一壶没问题，千万别叫他多喝，叫他喝一壶就行。我指了指桌上的醋壶说，就那么大一壶！

东村举举酒杯说，一壶，也就三杯吧，太没海量啦，那么就来湖量吧！他非要和北良干三杯不可。

东村站着把空杯举给北良，任北良再怎么耍嘴，东村就是一句话，小小湖量也没有，绝对不可能的干活！

老乡翻译说再不喝失礼了，我也说怎么也得喝三杯，北良骂着我汉奸不得不喝了三杯。东村还不饶他，我才不当汉奸讲情说，北良就是三杯的量，我再替他喝三杯吧！我真就替他喝了三杯。北良说，喝十三杯也是汉奸，定性了！

那晚酒喝得快活极了，大和团长带头为大家唱歌，后来就变成敬谁酒谁就表演一个节目。不会唱歌的女士就约日本朋友跳个舞，不会唱歌的男士就讲个笑话，轮到范主任时，他说，我一不会唱歌二不会跳舞，我给大家学个鸡叫吧，我出这个节目是因为，滨海市有个作家写过一篇名著《深夜鸡叫声》！

东村欢呼着说，我们日本也都知道，是一个狠地主学鸡叫，范先生要当狠地主了！

范主任学过鸡叫引起好长一阵笑声，平静下来后很难再有谁表演出高潮了，日本朋友就议论起《深夜鸡叫声》和作者来，而且提出请他来见见面。我和北良都和作者极熟，就当即派车把他请来了。《深夜鸡叫声》的作者亲自学了一遍鸡叫，学得确比范主任高妙，席间便再次掀起高潮。掌声停下来后，满头白发和满脸老人斑的作者又加了几句注解：深夜学鸡叫是狠地主干的，当年我在日本鬼子开的工厂当过童工，日本人不用深夜起来亲自学鸡叫，他们一拉汽笛就行了，是机叫，比鸡叫还厉害。那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大和·田团长见作者提到了日本侵略者，便特意表示了谴责，并提议明天加个参观日军侵华罪证展览项目。然后又和作者互赠书互签名互合影留念，把个欢迎宴会搞得意外的成功。

第二天参观日军侵华罪证展览时，日本朋友异常严肃，最能说笑话的东村也紧闭了嘴，表示耻辱和歉意。出来后北良特意和东村开了句玩笑说，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咱们之间的友谊是海枯石烂心不变的。

日本朋友专门在下榻的中丽华酒店日本厅答谢我们，吃的是日餐，喝的是清酒，服务人员着和服行日本礼，就连厅内的一应设施全是日本民族风格的。我们喝着日本清酒，谈日本文学。谈到川端康成，谈到介川龙之介，谈到夏目漱石，谈到二叶亭四迷，谈到村上春树，谈到大江健三郎……

酒意朦胧间，大和团长忽然掏出一叠日本纸币来，查数了半天挑出三张递给我。我一时不解其意，没有伸手。大和说，您先接了仔细看看再听我说明。

我接了钱反复看了又看，只认识上面表明一千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物半身像。大和团长说，这张钱面值不大，一千日元，相当中国的五十元人民币，但上面的人像却意义非常，那是日本大作家夏目漱石，送你们这张钱，不在经济价值，而在文学意义！这三张日币，是送给您，范先生，和铁树主席的！

作家身像能上钱币，而且面值如此之大，这很让我意外。不由想到中国的鲁迅，先生画像若也能印上哪怕是拾元的人民币，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怕不会是目前这个水平了！

我感叹一番后，忽然又说，不知能不能再找一张，送我们的盛委书记！

和我同岁的北村马上掏出一张，又掏出一把日本硬币，分别选了一角的、一元的、十元的和一百元的，说一定送给最讲认真的盛委书记！

我极为珍重地收下了，并表示将同中日两国作家的友情一起永久珍藏。

和他们在机场分手时，我正不知说什么好，东村指指我的领带说，柳先生今天好漂亮好潇洒吆，尤其领带扎得有功夫，比我们几个都厉害！

我大笑着捏了领带结，往下一拉，嘶的一声便开了，原来是我在部队时发的那种制式拉链领带，傻瓜和聪明人会扎得一样好。他们也都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日本朋友被检票员叫过了安检门。我们隔门挥挥手，不见了身影。

下载【看书助手APP】官网：www.kanshuzhushou.com 无广告、全部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