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历年一过，庄稼地里就显得衰败了。新点下去的油菜才巴掌大伏在地里，一垄垄的棉花早被剥得精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棉花秆，被冬风撕得脆生生地响。太阳的热度明显不如前些日子狠了，它严肃了、懒了。玉米秆的枯叶垂落下来，被雨一浇，烂成一摊子一摊子，被脚一踩，咯吱咯吱响，不久，便冒出腐烂味。
晓得沈大墩子花了许多心思，保地又犹豫不决，有点举足不前了，可是小翠是那种说干就干的爽快人，岂能容他半途而废？
头一趟保地拎了一袋烟酒到乡里，小翠不放心，一直跟在后头，保地一出来，小翠就急不可耐地打听乡长的态度。保地当场把领导的话学给小翠听，保地记得镇干部头一句话是：
有上进心是好事。
中间一句是：
这是个机会平等的社会。
还有呢？小翠问。
下次不准再搞这一套了。
有戏。小翠有把握地说，下次更要去。
回家的路上，保地边走边感慨说：
都说当官的有肉，可乡长瘦得皮包骨。
小翠一听急了：
我见过他一回，是个大胖子呀，怎么半年工夫瘦成皮包骨？莫非得了什么病？
没，他瘦归瘦，精神好得很，说在乡政府干了七八年的保卫工作了。
小翠一听，脸由红转白，嘴巴哆嗦起来：
呆子，你送错人了。
原来，保地不太识字，他见到一个办公室门敞开着，又没人，就进去了。一进去，也忘记问对方的名姓，直接把烟酒全摆到人家办公桌上，人家看见东西后，对他又客气得很，他也就忘记小翠交代的一二三四五了。
下回小翠吸取了教训，教了保地“乡长办公室”这几个字的正确写法，又打听到乡长办公室在乡政府办公楼的最里头一个房间。这回，保地总算没把东西送错房间。
好在乡长的话跟保卫科那个瘦老头的话一点没差别，而且比保卫科的同志多了一句话：
现在四十岁以下的同志还留在家乡，本身就是沉得住气、耐得住穷的人，可靠！
这句话成了吴家的希望之柱，一想到这高高大大的保地被乡领导夸过：可靠！吴家义又忍不住多喝了几杯。
快过年时又去了趟乡里。这回，小翠怂恿保地说出了自己的背景，上回忘记告诉乡长他是吴家富的侄子、保国的亲弟弟。这回，保地带回乡长的赞许：
吴家没有狗熊。
心思是跟着胆量在动的，胆量一大，眼界就开。
从想头变成行动，从行动变成希望，正是这样一点一滴实现的。想当村主任的保地现在对自己的要求也提高了，对自己从头到脚没一样看得顺眼。策划专家小翠全力支持他的改变。可是她不同意保地把自己的黄头发染黑，说黄头发现在流行，可是保地记得大队干部公社干部没哪一个有这种头发，坚决要染，这件事，他不肯听老婆的。
讨论了一刻多钟，小翠不耐烦了：
反了啊，你？她假意一嗔怪，吴保地才不吭声了。
小翠陪他到镇上的裁缝铺子里订做一套新西装，小翠看中的是一种绛红色的料子，可保地非要穿黑衣。
黑色显得人木，没朝气。
没见过哪个干部穿绛红色的嘛！
他们土，你也要跟着土？
小翠一提高嗓门，保地就投降了。
回到家，走路的样子、捋头发的样子、撸鼻涕的姿势，小翠都一一纠正保地，说话的样子更要重点纠正。跟人说话的时候，头不要低，脸不要红；说到一半就算想不到合适的词也不要慌张，一慌张就打结巴。还有，吐痰的时候要歪过头，不要直通通地往地下一喷，这样子也不斯文。
对保地来说这真是前所未有的考验。头几天，他兴奋地配合，可是越配合越显得笨拙。一个星期下来，他不进步反而蔫头蔫脑的，吃饭的时候埋头扒饭，跟往常一样，不往菜碗里瞟一眼：
干部吃饭这样猴急？家义都看不惯了。
干部吃饭，吃的是菜，喝的是酒，有几个能一干几大碗？
我累了一天，保地小声地嘀咕。
再累也要保持斯文。小翠也趁热打铁。
这么麻烦！
这就嫌麻烦怎么中？
家义不得不苦口婆心了：
当干部要能喝、能说、能吹、能侃，还要镇得住场面。你不管肚子里有货没货，嘴上都要一套一套的，不能动不动就低头，服软。
有时候呢，又不同，话要少，话少才显得有城府，话多反而露马脚。
这样一来，保地就更掉进云坑雾海、手脚不晓得往哪里摆了。
这几个月，小翠麻将打得少了，借了本小学语文书来，有空就教保地识字。不管怎么样，吴保地三个字还是要会写的。保地嘴上谦虚，可是一本书拿到手，五篇课文都能顺着念下来，小翠忍不住夸起他来：
扁担大的字不识一个这样的话往后不要再讲了，不是认识这许多么！
中间有一半是重的，有些字出来好多回！
出现的回数多，说明才重要，重要的字认得也就中了。
往常，天一黑，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就会三三两两地拢到吴保地的家门口。这时，吴保地就会很慷慨地把电视机从房间里搬到堂屋，把小板凳一一摆好。他发自内心地招呼着邻居们一一就座，就昨天没看完的电视发表自己的看法，发表自己的不平。
电视是好东西，正如方达林所言：不出门知天下事！何止是天下事，古往今来，天涯海角一一呈现，保地尤其爱看《射雕英雄传》，他百看不厌，集集不落，回回片尾曲一结束，他就会不无得意地发表看法：
傻人有傻福，到天边都是这个道理。
这天，保地发现到门口来看电视的人少了许多，一打听，原来沈大墩子沈立顺家也买了电视机，明摆着是拉拢人心嘛！这还不算，他的电视机边上还买了个沙发，坐沙发上看电视，屁股是软的后背还带靠，而且，沈大墩子还准备了瓜子和香烟，女的吃瓜子，男的一根烟。
这也没什么，清静点也好，可是没几天，小翠到镇上去烫发，家义他们到地里拔草，家里的箱子又被人撬开了。保地听说，没命地往回赶，他跑得满脑大汗，还没进门，小翠就安慰他：
稳重一些，没丢什么，就丢了一本相册！你当我还傻啊，还把钱放在这些坏种们能想到的地方？
保地定定神，望着气定神闲的小翠，才确信是真没事。
有天，范文梅晚饭的时候一直在走神，喊她端腌菜，她去拿了两双筷子。到了第二天早上，她到底忍不住，趁小翠没醒，告诉早起下地的儿子：
听说小翠穿露膀子的衣裳照过相，有没有这事？
我不晓得。保地愣了一愣，我没听她讲过。
不是在江心洲，也不是在镇上，是在北京！
过了半天，保地问他妈：你怎么晓得这事？
外头有人在传。
过了两天，她又问儿子：
小翠在北京有过对象的事你晓得不？
这回保地有点恼了：她有对象怎么还跟我？
无风不起浪……
范文梅被儿子一咆哮，立刻缩了缩了脖子，原来，她又听人说她跟一个男的搂在一起照相，而且那男的年纪有五十开外了。她说有对象其实是照顾保地的面子，哪晓得保地还是一跳三尺高：
瞎讲，瞎讲！保地要当村主任了，他越来越稳重了，可是这回，对着他妈妈嚷嚷的时候唾沫星子都溅了他妈妈一脸，他到底把气吞回去了，回到房里，小翠听到动静，问他什么事，他说：
什么事？我妈尽说些废话！
不能不讲，电视机是好东西。电视使江心洲人的夜生活丰富多彩，他们等电视剧序幕时会见缝插针地将世界上的各种见闻汇集、加工和评论，但电视没有改变江心洲人的性格。比如有一种人，看到你身上穿衣裳，他不会光看你的新衣裳，他看到更多的东西，他会说：哟，有钱了嘛！得知你家盖了新房，他会说：哪里来的钱，偷的还是骗的？要是发现你心情好，脸色红润，他肯定就说：偷了哪家的鸡啊，吃得这么油光满面的？要是看到有人生病，他立刻会说：生病是假，肯定是想偷懒。结果生病的人要是死了，他就会不解地问：死了，真的？仿佛睡在棺材里的人都在跟他演戏。
要是整个江心洲个个穷，人人打光棍，光棍也能乐呵呵的，不以为耻；要是江心洲家家顿顿喝稀的，没人吃肉，喝稀饭的人也会端着稀饭边喝边串门。现在日子不像以往那么随便了，有人顿顿喝稀饭，有人时不时吃肉。喝稀饭的闻到哪家有肉香，就不会端着清水稀饭去串门。江心洲最大的一条木船沉在大江里后，江心洲人猛然发现眼下在家里种庄稼的就数保地和马小翠的日子过得最滋润，他们难免不羡慕几句。有一天，保地到地里摘茄子，听到有人在议论他，他也没在意，回到家后，他把别人的闲谈告诉马小翠：
有人说你肯定还有这个数呢！保地伸开一只手，五指伸得开开的。
人家说你老婆上过天你也信？虽说是见过世面的人，听到有人说她有这么多钱，小翠还是忍不住恼了起来。
前两天电视里不是放的嘛，一个男的看上去很穷，人家处处瞧不起他，结果你猜怎么着？他爸爸是大老板；还有一个台湾女特务，一开始哪个都说她像好人，结果案子一破，她是凶手。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人不可貌相嘛！
哪个跟你说什么了？
没人说什么呀！说是说了，也就是随便一说的。
他们说什么？
就是眼红呗，你这又漂亮又有本事的天鹅肉，怎么就被我这只癞蛤蟆吃了？他们嘴巴痒死了。
马小翠一口饭塞在嘴巴里，她想吐出来。看了看保地刚刚擦干净的桌子就忍住了，可是喉咙好像被牛皮筋捆住了，好半天都没咽得下这口饭。保地望到小翠脸色不对，嚼饭团的嘴顿时停下了，他赶紧把没嚼的饭整个不出声地咽了下去。过了半天，小翠告诉保地：
下回听到旁人再说，你就打他。
他们没本事尽说风凉话，我才懒得跟他们计较。再说了，没有钱我的房子怎么盖起来的，电视机怎么买回来的？他得意地一甩头。
马小翠望着这个一脸得意的丈夫，像个蜡人似的捧着碗一动不动。
过了两天，保地家的电视突然坏了，等他从镇上把修好的电视机抱回来时，顾医生家的电视也买了回来，他还赶时髦，买了几只三人沙发回来。人就是这么回事，什么事养成习惯改不过来，坐惯了沙发的屁股再往硬板凳下落不自在。这一来，到保地家看电视的人更寥寥无几了。
马小翠的麻将也几近停了，不是这个搭子太忙，就是那个搭子手头紧；就是勉强凑起来一桌，牌桌上那口没遮拦的玩笑、无拘无束的打趣也没有了，甚至洗牌的声音也不如以往那样脆，小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和谐溜走了。局面发生了变化，跟她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了。以前，这些妇女们一听到外头的新鲜事就到马小翠这里来传播和求证，不晓得是听说保地要当主任，还是什么原因，她们客气了、生分了、拘谨了。前几天，小翠帮婆婆买了一件酱红的春秋衫，范文梅穿在身上喜滋滋地给人看，换了以往，他们肯定夸小翠孝顺，夸小翠有眼光，夸料子好、式样新，当然持反对意见的也会说穿在范文梅身上不像，也有人会说小翠浪费。手脚大方、做事讲究一直是江心洲人对小翠的羡慕和欣赏的方面，可这回，洲头走到洲尾，望到的人都不开口，范文梅把话头往衣裳上引，人家也只是笑笑，甚至还有人问范文梅：
有你大媳妇秀来的消息吗？
哪里有，她肯定早就嫁人了。
范文梅疑惑地回到家，这件她这辈子最贵的一件衣裳因为没经过江心洲人的评头论足而显得黯淡无光了。她把衣裳叠好，放到箱子里。
咋咋呼呼的江心洲人一反常态的距离感，就像一道栅栏挡在了马小翠和江心洲人之间。马小翠晓得不光是电视机和借钱的问题，她相信半夜对江心洲人的批判和揭露甚至谩骂是不会被人听去的，那么究竟怎么搞得她一点头绪没有。她比往日和气了，带孩子也更有耐心，她连着好几天把双全从范文梅的床上抱回来搂在自己怀里睡。可有时她变得更急躁、更容易生气。这种急躁跟以往那习惯性的抱怨和挑剔又不能同日而语。这无形的说不出的栅栏保地也觉察到了，他感到江心洲那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人会投过来一注陌生的、异乎寻常的目光和神情。他说起话来更小心，走路也轻拿轻放，生怕一不小心又招她生气。
有天晚上，保地忙完洗净，脱光衣裳躺到床上半天，也没听到小翠的抱怨和指责声响起来。这像是睡前仪式的声音一直不起来，保地就没有勇气挨过去，不敢碰她。好半天，他抬眼一望，小翠坐在镜子前，望着她自己的眼睛，面容严肃、一动不动。
她的反常吓了保地一跳，他赶紧过去想扶她上床。
保地你觉得我讨人嫌吗？
哪里，当然不！江心洲哪个男人不羡慕我？
羡慕生事，只怪我来的时候行事太直，不该替你养儿子，不该拿钱盖房子，不该打麻将，甚至不该长成这个样子！
没人怪你啊！
倘若有人背后说三道四呢？
敢，老子不捣死他！
比起往日的欲擒故纵，马小翠今日的涟涟泪水更让保地心疼。他男子汉的豪气从腿肚子往上窜，他恨不得立刻逮到哪个狗日的狠揍一顿，以解小翠疑惑之心。
她一把抱住他，往他怀里一钻：
你们江心洲人是不是都说我懒？
你不懒。
我是有点懒。
我喜欢。
你们江心洲人是不是说我手脚大？
手脚大不是缺点。
在穷人家就是缺点。
我也喜欢。
你们江心洲没一个女人挣过钱，也瞧不惯会苦钱的女人，他们造谣怕不是一回两回了？有人说我在北京不正经了？
不要再给我听到，听到一回砸烂他的嘴。保地愤慨地脱口而出，然后低头对怀里柔情似水的老婆脉脉温情地表白：
哪个讲你都不中，再说，这些人连铜城都没去过，又怎么晓得你的事？他们晓得个屁？吴保地搂着小翠，他感到小翠身上温热的气息往他心里钻，使他充满了爱怜、勇气和幸福，他在心里暗暗要求自己坚强、勇敢，保护她不受任何委屈。
就像踩在棉花上走路，使的劲越大，步子越迈不开。从那天起，一切都不对头了，他们之间有个东西横在那里，看不见摸不到。小翠的忍让太不正常，像一个吹大的气球，让人担心随时会爆破。夫妻二人彼此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感到非常别扭，他们彼此都希望恢复到刚结婚时的那种状况，一个曲意奉承，一个坦然接受，然而不，幸福时光一去不复返，反倒是小翠处处小心，就像她先前的强势是一个罩子，罩子被揭开后，露出里面的真身了。保地是真不习惯，很是紧张不适、坐卧不安。
有天，周会计上门来收农业税。保地说：
棉花还堆在堂屋里，没有卖，哪里来钱交税？
那就赶紧卖，能卖就卖，不能拖，拖到后来就不值钱了。
这本来就是句好心的建议，可是保地一望到小翠那突然沉下来的脸心里就咯噔一下，他朝正要去下一家的周会计逼过去：
你说哪样是卖的？
周会计说：
哪样东西不能卖？
他“卖”字刚出口，保地的拳头就捣上去了，周会计捂着血淋淋的嘴撒腿就跑，边跑边喊：
造反了，吴保地造反了！
本来打掉一只牙也不至于赔两百块，可是范文梅听不得这“造反”两个字，吴保地这边还要打，被人拽住，那边呢，他妈偷偷从后门出去撵到了村委会，写了赔两百块的字据，才劝住村主任没把抗税打干部的事往乡里告。
吴保地一听气得对着他妈直吼：让他告，他们能拿我怎么样？
就怕——
怕什么？就你怕！我一不偷，二不抢，他凭什么诽谤，中伤人家名誉？保地对范文梅又是抢白又是指责，到头来，倒成了范文梅的不是。
跟周会计打过架没几天，吴保地又和另一位队员在地里干了一仗，原因是他听到人家说：鸡！
老子说家里养的鸡跑了，关你什么事？
吴保地就不服这个理：在地里提鸡做什么？
怪事，鸡本来就在外头找食，不在地里就在菜园里，不在菜园里就在芦柴场里，不然鸡不饿死啦？又不是养殖场里的洋鸡。这种放肆的、挑衅式的辩白简直就像有毒的飞虫钻进了吴保地的耳膜，不等人家把话说完，他抡起钉耙就冲上去，幸亏他眼睛到底不怎么好，一钉耙砸歪掉了，不然的话肯定会出人命。
吴保地简直跟吴保国一样蛮横了。可是使吴保国蛮横背后是惩凶毖恶、是对不平的反抗，可吴保地挥锄头抡钉耙的发作时那匪夷所思的暴怒，简直莫名其妙，更是防不胜防。保地早上一亮相，他张开臂膀，伸出胳膊就有想行凶打人的架势，令江心洲那些口没遮拦的人们胆寒不已，生怕成为下一个被敲碎骨头、拧断脖子的无辜受害者。
腊月里，保地和小翠发生了第一次争吵。范文梅长这么大年纪，头一回听到有这样吵架的：
都是我不好。保地说。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是媳妇小翠的叫声。
是我不好。保地的嗓门也大了起来。
是我不好，行了吧，这回媳妇有点歇斯底里了，她把三岁的双全往门外一推，把自己和吴保地关在里头。小孩子受不得怠慢，立刻哇哇大叫，范文梅赶紧到门口把他拽到怀里疼，听到房里的声音也大了一倍：
是我不好，你说啊，说我不好！你开口啊！
保地不搭腔，想息事宁人，可是不中，小翠还是不依不饶：
孬种！她说。
孬种就孬种！这像是一贯的保地，不像是这段时间见人就捶的保地，可是，范文梅还是不放心，她叫家义在门口听着：
要是打起来，一定要拉，女人不经打，再打跑了，这个家又不成家了。再怎么受气，怎么烦神，范文梅还是顾全大局，想得更远。
现在，没有人敢踏进吴保地的门槛，没有人敢跟他说一句话，甚至没有人敢跟他的目光相接。这个保地，已经完全变了，他既不是结婚之前那个注定要打光棍的畏畏缩缩的保地，也不是结婚后那整日屁颠颠深情注视老婆的保地。他成了一个警惕的人、一个怒气冲冲的陌生人。江心洲人有半数人都莫名其妙地吃过保地的老拳，保地的蛮横发展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他保护老婆的名声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他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突然掉进水里一样，闭着眼睛扑腾，逮人就抓，任何人说任何话都能使他起疑心。
而那个整日温和地对着江心洲人指点麻经的、慵懒的马小翠也几乎闭门不出了。短短半年，在这人人和睦相处的江心洲，这对夫妻成了江心洲最为怪异的一对。
腊月中旬，收了锄，农民们真正歇冬了。选举要正式开始了。外头传出消息。差额选举改成了等额选举，候选人只有沈大墩子一个人了，吴保地没有参选资格。
沈立顺当村主任，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
那天以后，这家庭短暂的繁荣气象便消散了。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天天门前都结冰。太阳光也比往年黯淡，门前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几只不怕冷的鸡在门口踱来踱去，北风把外头的一棵柳树杈折断了，垂下的树杈杵在门边上，走进走出都要绕开，要不然就能戳到人的衣裳。要是往常，小翠肯定催保地把这树杈砍断了当柴烧，可是这天，小翠不开口，保地也懒得动。
旁人家都在打年货，妇女们买了布料子摆在堂屋里展览，专家马小翠没有到场。有人家提前杀猪，正月里要办喜事。猪被逮住捆起来的时候，发出揪心的嚎叫，看热闹的小孩子们都听得发忤，晓得它是死到临头，是绝望的呐喊。
有人对这嚎叫施以同情，尽管半个钟头以后他们的肠胃里会灌满这头猪的皮肉和内脏。也有人表示蔑视，对猪死前的不潇洒表现感到失望。
正月里保霞带了女儿娟娟回娘家，来的时候照常批发了一箱啤酒过来，可比起上回，她穿得土多了，头发剪成了短发，皮肤也黑黑的，明显不像是在北京当保姆的人。她上午到，吃过一顿饭，下午就回了，她亲如姐妹的嫂子小翠没送她，饭后往渡口走的时候，保霞的眼睛还红红的，遇到邻居，她挤出一丝笑容。她眼里空荡荡的，一直竭力想掩饰却又一路泄露出来的凄迷茫然跟随着她，来了，又离开了。她原先那活泼泼的神气好像被贼偷去了，江心洲人还不习惯保霞这样瘦、这样矜持，来时不笑、走了也不笑的样子。
外人猜测不是她惹了小嫂子就是小嫂子惹了她，她上船到了对岸，范文梅才追到渡口，手里拎着女儿刚送来的酒，站在渡口，不知如何是好。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世上总有相同的父母。一开年，保地和马小翠已经跟一位邻居谈妥，每年贴人家农业税，把地送给他种；吴双全则留给范文梅带，夫妻俩要去银川了。范文梅刚刚送掉保国的两个儿子吴文吴武，又要接手才四岁的双全，她想起马小翠嫁进来那年说的话：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到城里去。
可见人说话就跟放屁一样，可惜屁向来都是给别人闻的。保地夫妻一踏上离开江心洲的渡船，江心洲人个个松了口气。
牵着双全的手，劳累不堪的范文梅又想找人倾诉了。她四处望望，在她灰蒙蒙的眼皮底下，江心洲人影稀疏，她只好闭上嘴，把牢骚吞回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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