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总是让人联想到安静、祥和、美好、浪漫这样的词汇，而艺术家的生活却跟寻常百姓一样，也要面对每天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吃喝拉撒。能够被称为艺术大师的人越来越少，而艺术工作者越来越多。那些伟大的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饿着肚子为了理想进行艺术创作的年代，似乎是一去不复返了。

很长时间以来，南方歌舞剧院里的艺术工作者们，都仿佛陷入了一个泥沼、一个怪圈，每个人都觉得受了委屈，都觉得苦闷压抑，而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推动这个怪圈的旋转，把日子过成了昏天黑地、晕头转向的循环。人们的交谈，往往也变成了诉苦和抱怨。

退休返聘的老会计对办公室主任抱怨：“你说说营销中心，为了拉项目，竟然把舞蹈团的演员介绍给老板当‘小三’，这到底是个艺术团，还是个什么？结果呢，钱没有少花，一会儿说请客户吃饭，一会儿说出差谈事儿，项目哪个都没有谈成，报账倒是天天跑得勤，我看这什么营销中心，有跟没有一个样，除了挑事儿就没看他们做过什么。”办公室主任又去跟人事抱怨：“现在这办公室主任，不好当啊，上周凌晨三点多，派出所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团的演员嗑药被抓了，让单位去领人，我爬起来就去……”人事接着跟营销中心抱怨：“我前两天生病了，翁青倒在背后说病得好，说我平时太能算计人了。对了，老会计前两天还跟办公室主任说，你们营销的人占着茅坑不拉屎，成了拉皮条的了。”营销中心跟刘丽颖抱怨：“老会计一把年纪了，天天跟院长出坏主意，还想取消我们营销中心。”刘丽颖跟民乐团的团长抱怨：“翁团啊，你说嘛，我们上次给企业做的晚会，我又创作又天天排练，最后费用才五千块钱，办公室什么都没做，这个项目倒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三千块的奖金。”翁青接过话茬：“就是嘛，要说这姚院长，我们跟他走得那么近，他倒觉得我们应该体谅他的难处，应该做奉献。那些处处跟他作对的，他反而给糖吃。”翁青抱怨完了，就去跟姚国伟汇报工作：“我觉得最近刘丽颖在工作上有一些情绪……”

来来回回，日积月累，怪圈把每个人都缠在一起，裹成一团乱麻。梁若伊尽力地想置身事外，而姚国伟作为圈子中心的人，却乱上加乱。

先是他跟企业合作的一个项目遇到了麻烦，票房惨淡，投资失利。企业主就鼓动参与了演出的少数民族老妈妈们到政府门前“绣羌绣”，希望以此得到政府的扶持。省委一个电话打给省厅，省厅一个电话打给姚国伟：“怎么回事，这是群体事

件你知道吗，马上去把事情处理清楚。”姚国伟慌慌张张地赶到，好说歹说地劝走了老妈妈们。

紧跟着西江交响乐团的乐员们集体请愿，要求撤换乐团团长李弘树，说他“刚愎自用，滥用职权，给自己的亲信解决编制……”李弘树刚好到了六十岁退休的年纪，一来二去，也就离开了这个岗位，有技傍身，自己找了份作曲的工作，继续发光发热去了。

这一来姚国伟就更加被动，本来舞蹈团团长的职务就一直空缺，现在乐团的团长也离开了剧院，他就有点儿“光杆司令”的味道，一个人应付几摊子事儿。

没有多久，转企改制的政策明确下来了。西江交响乐团从南方歌舞剧院独立出来，成为有法人资格的独立院团，所有在编人员的编制划归西交。原南歌成立南方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人员采用聘任制，场地、办公设施等硬件划归公司所有。

姚国伟由姚院变成了姚董，很快，西交新的团长调任，姓孙，人称孙董。

混乱，南方歌舞剧院又一次进入了混乱之中，也可能始终都在混乱之中。首先是姚国伟的混乱，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在潜意识里仍然认为自己是东大街79号院的“一把手”。他想，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七年了，这七年我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又来一个孙董，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山不容二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啊。越想越想不通，越想越钻牛角尖，他心里慢慢就升起了怨气和怒气。

孙董原来是政府部门的一个正处级干部，早过了知天命之年，准备“平稳落地”的时候了，不知怎么到了乐团，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坐在了枪口上，有点儿哭笑不得的感觉。对于姚国伟的步步紧逼，他采取了避其锋芒的怀柔之策。

干部们也混乱。就说任可、吴姝吧，他们被任命为监事，吴姝率先找到姚国伟，以一贯的口气质问：“说我们是监事嘛，我都不晓得监事是做啥子的，我们工资是哪个发嘛？”再说翁青，民乐团与唱队一起被划到了西江交响乐团，按照程序她在工作上应该直接对孙董负责，可是姚国伟一直把她看成自己的左膀右臂，她在心理上，觉得也应该对姚董负责。

职工们就更加混乱。刘丽颖找到姚国伟，询问道：“姚董，我的编制在交响乐团，可是我的职务在舞蹈团，那我到底是哪一边的人呢？”姚国伟说：“你也不要慌，虽然编制在那边，可是我们会跟你签聘任协议，把你聘到公司，工作还是一样地干哈。”刘丽颖不慌了。可是其他的演员开始慌乱起来，有编制的在心里盘算着，我到底签不签

这份聘任协议呢，反正不签的话，工资交响乐团那边还是给我照发，还不用每天这么累地在台上跳，签了，难道能多发一份聘任工资吗？不一定吧。没有编制的就更加郁闷，心想：不知道团里跟我签不签这聘用合同，如果不签，我不就丢饭碗了吗？

梁若伊好不容易调整过来的心态，这个时候又乱了。她琢磨着，要重新签合同，可千万别把我签到办公室啊，难道我后半辈子就只能在这些格子间里度过了吗？可是我现在孩子也有了，年纪也三十出头了，能让我回舞台了吗？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无数个问号，不知道等着谁来解答。姚国伟心里的愤恨还没有消除，又听到了自己即将调任的风声，他开始变得烦躁不安。

南方歌舞剧院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圈儿外的人很难走进去一窥究竟，但是一旦走进去了，就会如铁屑被强大的磁石吸引住一般，很难挣脱。在处理纷繁的人际关系和各种各样狗血事件的同时，人的心理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归属感，在与同事们相争相杀的时候，也会不知不觉地爱上这里。这是一种无比矛盾又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状态，这样的状态在姚国伟的身上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姚国伟尽管又怒又怨又纠结，但他不想走。他往上看看，由于近几年政策方面的抵触、思路方面的分歧，他跟当初调他上任的领导已经到了****的地步；往下看，能“说得上话”的，该走的都走了，该躲的都躲了。姚国伟不想走，却想不出怎么样能留，时间对他而言成了一种煎熬。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姚国伟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台晚会的创作中，自己亲自作词，仿佛一切都没有变，改革的事情不存在，调任的说法不存在。他像一只把脑袋钻进干草垛的山鸡，躲避着外面的一切。

然而，该来的还是会来，大半年过去，最初的风声变为了现实，姚国伟终于还是坐在了自己的主管领导面前。

主管领导说：“姚国伟同志，今天呢，我们只是岗位调任的例行谈话……”

话音未落，姚国伟一拍桌子，跳起来：“我不服，你这是公报私仇，有什么你尽管冲着我来。”

主管领导也开始发怒：“你说说，你在南方歌舞剧院快八年，到底干了什么？有什么成绩？”

姚国伟指着他的鼻子反问道：“你在这个位置，又干了什么？又有什么成绩？！”

主管领导气得脸色铁青：“你到底还有没有党纪？”

姚国伟冲到他的面前，要不是旁边几个人强拉着，已经是要出手了，即使这样，姚国伟还在怒吼：“老子粉身碎骨跟你斗到底！”

姚国伟到底是被拉出了办公室，他想来想

去，既然上面下面都没有人能帮他说话，看来只有演员们能帮他说话了。他找到翁青：“你去，就说工作任务，把舞蹈演员带来。”

一辆挂着政府牌照的车开进了省委大院，一次又一次。翁青和将近二十名演员坐进了省委办公室，她说：“我们是来请愿的，姚国伟是一名好领导、好干部，我们希望他留任原职，不想他走。”

失控之下的姚国伟，在南方歌舞剧院的历史上，亲手导演了一场“群体事件”。

当天晚上，南方歌舞剧院所有的办公设施被封存，所有的办公室上锁。赵晨在睡梦中接到电话，请她去南方歌舞剧院会议室开会。

她匆匆忙忙赶到东大街79号，发现孙董、吴姝、任可还有一些中层干部都到了。主管部门当场宣布：“就地免除姚国伟南方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任命汪夏同志为新任董事长，即刻上任。”

这下轮到邱小东深更半夜陪姚国伟暴走了。邱小东说：“你呀，搞组织工作出身的，没想到你在政治上这么幼稚啊。”姚国伟紧皱着眉头：“我觉得他们在整我。”邱小东说：“你明明是平调，怎么是整你呀？这下好了，就地免职。”姚国伟说：“我就是咽不下去一口气。”邱小东说：“就算真有哪个领导要打压你吧，你还这么年轻，他不可能在一个岗位待一辈子，你还有机会啊，你熬得过呀。”姚国伟不吭声，闷头走路。

邱小东也就陪着他闷头走。良久才说：“你在南方歌舞剧院快八年了，难道还打算待一辈子吗？—算了，一时半会儿你也走不出来，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吧。”

姚国伟暴走以后，倒头连着睡了几天，一直以来的疲惫和各种情绪的折磨让他筋疲力尽。其间有人约他，有些他见了，有些他就闭门不见。

这一天赵晨给他打了电话，两个人坐在了咖啡馆里。赵晨有点儿痛心地说：“我对剧院的事儿一直都冷眼旁观，事情搞成这个样子，谁都不愿意看见。可是你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吧，南方歌舞剧院作为省级文艺院团，与街上‘串串儿’公司的不同，就是要出作品。我看院里的文件，不是也一直强调，剧院要‘引领****文化发展方向，繁荣文化，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吗？可是说实话，姚院长，这么多年，南方歌舞剧院到底出了什么作品？那些个一次性的晚会能叫作品吗？”姚国伟在心里始终认为自己没有失误，他也不想多说，聊着聊着找个借口就先走了。

几个月以后，姚国伟又一次找到邱小东，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没有职务了，能不能到你的公司给你打工？”邱小东叹口气，说：“

咱俩是发小，有话我都直说了，你到我这，能干什么呀，你一个大院长，从基层做起，也不可能吧？”姚国伟说：“我有管理经验。”邱小东又叹口气：“你了解房地产行业吗，了解市场上的那一套，工程上的那一套吗？我给你安个副总，安个总经理，都容易，可是我其他的副总、总经理会怎么想？下面做事儿的人怎么想？要不这样，你要是有好的项目，我给你投资都可以。”姚国伟低着头，闷声不吭地走了。

姚国伟以这样惊动一时的方式，极不甘心也极不情愿地走了，若干年后，他把自己的关系从南方歌舞剧院带到了西江曲艺团，每月领一千二百块钱的工资，成了整个西江省待遇最低的正处级干部。再后来，姚国伟这个名字彻底从圈儿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话里消失了。

这个时候，汪夏出现在了圈儿里人的视线中。

汪夏并没有终结这样的混乱。他从西江省某市调上来，南方歌舞剧院有限公司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的—新的环境、新的岗位、新的工作。

他没有心理纠葛，更没有历史负担，到任以后了解了一下情况，首先提出西江交响乐团要向公司支付场租。按照转企改制的办法，所有硬件设施确实归公司所有，可是这样一来，乐团的职工心里不是滋味了。多长时间以来天天在用的排练场竟然要开始交租金了，那团里的乐器也不能用了吗？办公室呢？

这样复杂的味道在心里发酵，终于还是有喷发的一天。其实喷发的出口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新来的门卫秦大爷跟乐团张兵收停车费。张兵不干，他说：“我在这院子里工作了半辈子了，头一次听说要收停车费的事儿，我不是这儿的人了吗？”秦大爷辩解：“我们按领导指示办事。”

张兵就大吼：“什么领导，穷成那样了，你们公司要垮台了吗？连这几块钱停车费都开始算计上了！”

两个人站在院子里大吵，吵得气盛，张兵揪着秦大爷领子给了他几拳。这件事情在人们的嘴里几经周转，添油加醋，变成了整个东大街79号院人尽皆知的事件了。

秦大爷只是个门卫，老实不敢还手，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揍，只有去找汪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了事情的经过。汪夏听完了，一拍桌子：“这样，我直接去跟他们孙董交涉。”

交涉的结果是停车费免了，但是场地租金照收，汪夏还收回了西江交响乐团正在使用的几间办公室，归公司的办公人员使用。西江交响乐团只好到旁边的老旧居民小区租了几间民房，简单改造了一下，权当乐团的办公室使用。

这一来，乐团和舞蹈团算是正式地“分家”了。

（本章完）